如果说，孙文的共和思想不成体系，只是东拿一点西借一点的话，那么如章炳麟，就连拿借的本事都没有。
章炳麟被世人戏称为章疯子，他最大的毛病是说不上两句话就动手打人。有一次他正在吃饭，一边吃一边和黄兴讨论问题，却不料他突然发了飙，操起饭碗砰的一声砸在黄兴的脑门上，砸得黄兴满脸是血，黄兴却只能尴尬赔笑——总不能他发疯你也发疯吧？挨了疯子的打，只能吃哑巴亏，换了谁也只能是自认晦气。
章炳麟的疯人疯事太多，此人初到日本，警察厅前来调查户口，让他填写一张表格，章炳麟给人家如此填写：
出身：私生子。
职业：圣人。
年龄：万寿无疆。
……连填个表格都这么胡闹，说他神经正常，这事谁能相信？
章炳麟之所以发疯，是因为他比较恼火，概因此人胸中所学，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人，他是重量级的国学大师，但就在这位国学大师的脑子里，知识与学问堆如小山，毫无秩序地摆放在一起，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发酵酿生出伟大的思想来。只有学问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独家思想，就只好掉书袋，最终成为迂腐不堪的老冬烘，书呆子。不唯是章炳麟，这种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让人发疯的。
孙文以其大杂烩思想能够领导群伦，那是别人脑子里连杂烩都没有，所以若是不论学问，不比谁看的古书多，单只看谁的思想更有价值的话，那么孙文至少要比章炳麟高出半个格来。
领袖的思想只比部属高出半个格，这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体，要知道，就在这半个格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导师邹容，若非这少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瘐死狱中，只怕孙文很难形成大影响。
更危险的是，一旦再出现与邹容同一层极的人物，孙文的权威就会遭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能够有资格与邹容相提并论的思想大家，还真的来了。
而且一次就来了两个：刘师培与何震！
这两个人又是个什么来历呢？凭什么就说他们是思想大家？
刘师培和何震，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两人一边恩爱，一边琢磨革命思想，当时刘师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说，天底下我最革命，谁也比不了我。这一对恩爱夫妻大闹上海滩，宣传种族革命，惊得地方官欲哭无泪，苦苦哀求他们快换个地方去革命……于是刘师培夫妇就跑到了东京，还和章炳麟住到了一起，共同探讨革命之路。
三个人的主要议题是：留小脚梳辫子的辜鸿铭其人。
这位辜鸿铭在两湖总督张之洞门下做幕僚，此人学贯中西，懂七八国洋话，他每次出国，都故意拖着大辫子，单挑洋人最多的地方，拿张洋人的报纸倒过来看，当众洋人看得惊奇，笑得前仰后合之时，辜鸿铭却将报纸一收，拿洋话呱唧呱唧把报纸上的新闻背诵一遍，顿时惊倒无数洋人。
辜鸿铭对西学研究得太深，知晓其弊，结果不幸掉头栽进了国粹主义的泥潭之中，他游走列洋，公开讲演，劝说西洋诸国效法中国，废除一夫一妻制，建立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辜鸿铭宣扬一夫多妻，目的是为了激怒西洋女性，存心惹事。果然，就有许多西洋女人跑去和他公开辩论，认为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不如一妻多夫，男人的持久力明显不如女性，因此一妻多夫更科学。
于是辜鸿铭笑曰：你看这茶壶和茶碗了没有？这茶壶就是男人，这茶碗就是女人，从来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谁见过一个茶碗配几个茶壶的？
如此妙喻，令得坚持一妻多夫的西洋女人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总之，辜鸿铭此人有意以惊世骇欲的奇论宣传中国传统国粹，攻击西学之弊，单只是和洋女人理论，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于是辜鸿铭决定找个洋大腕，好好大干一场。
他挑选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下手，于1906年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托尔斯泰寄去了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书：
一篇是《尊王篇》，另一篇是《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单看这两个标题，不像是两本书，倒像是两篇文章。
大文豪托尔斯泰收到这两部书之后，隔不久就写了封复信：《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发表在德文版《新自由报》、法文版《欧罗巴邮报》及日方版《大阪每日新闻》上。
信中说：
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为目标，以为改革支那，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者。众议纷嚣，如稠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
托尔斯泰这封信，翻译得不是太明白，如果再翻译一次的话，那就只有一句话——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清国的和平演变，清国“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要求中国人继续停留在农耕时代，别跟洋人学着向现代文明迈进，这封信不啻一记闷棍，打得同盟会诸人目瞪口呆，尽皆陷入了思想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