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被身无分文的窘境压垮了, 其余人听了他的状况，除了道一句“可怜”，确实也没有多余的能力帮他。

    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旁人的议论让少年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福利院”这样一个地方，听说被送到那的孩子，虽然不是金尊玉贵的养大，但是政府拨款又有好心人捐赠，总不至于饿死，运气好的，还会被有钱人家领养。

    少年权衡了一番，最终决定把最小的妹妹送去——他没敢想别的，只能说服自己，年纪更小的孩子总是比大一点儿的更容易被领养。

    少年也许并非穷凶极恶，人在做事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可是那一瞬间的“取舍”，便足够成为另一个人心里仇恨的种子。

    这颗种子如果有黑暗和罪恶浇灌，很容易便能长成参天大树。

    都说三四岁的孩子是不记事的，但是吴雅兰偏偏就记住了少年转身而去的那一刻，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深深的恨，让她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学会“以德报怨”的善良。

    福利院的生活并没有比家里好多少，但吴雅兰也勉强磕磕绊绊地活了下来。在那个富人也只能比穷人多吃一碗肉汤的年代，“福利院”这种只出不赚的地方，被迫学会了“自力更生”。

    当时沿海地区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渐起步，这个海滨小城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完全封闭，甚至开启了最早的一批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是孤儿院里的一群半大孩子根本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更有几个笨手笨脚的，去工厂做了两天，一分钱没赚到，还因为弄坏东西被找借口赶了回来。

    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使福利院的院长陷入“愁云惨淡”。

    而对幼年的吴雅兰来说，她没见过“好”，就被迫先去感受“坏”；没有领会过“善”，就被迫先去体会了“恶”。

    院长的喜怒，决定了她们所有人这一天是否过得胆战心惊。

    而很快，一个人的出现，让院长的忧愁终于拨云见日。

    那人外表有着知识分子的儒气，是个药物研究的学者，而他介绍来的工作，便是给一些境外的药厂试药。

    在一种药品上市之前，临床都要经过反复的试验。试验需要一定批量身体健康的人作为志愿者，观察他们服药后药品的安全性，检测药物的代谢情况，探究人体能忍受剂量的极限——为之后的适应证研究等做铺垫。

    职业试药人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不少年轻人为了钱，专门去做这一档营生，虽然存在一定的道德伦理问题，但是说到底，药厂已经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说在了前面，成年人已经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是此人介绍来的这份试药工作，却和这种并不一样——药厂需要的是未成年人，而在他们国内，他们并不敢发布这种类型的志愿者招募。

    院长当然没去深究为什么这样轻松的差事会落到他们身上，很快，院里包括吴雅兰在内的十几个女孩子，变成了志愿者。

    从院长脸上日渐红润的脸色来看，这份工作的报酬让他非常满意。

    平心而论，以身试药这个工作并不算太难熬，副作用虽然会发生，但是都是会尿频或者嗜睡这种无伤大雅的症状，基本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

    原本对无故吃药有些抗拒的孩子们，很快适应了这样非常轻松的工作，甚至把能够参与试药当做了一种小孩子间的“自豪”——被选中的孩子不用去工厂做工，还能拿到最好的食物。

    讽刺的是，吴雅兰回忆起来，竟然悚然发现，那段时间，竟然是她看不见出路的童年时光里，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小孩子预测不到这些实验的危险性，而信息的闭塞也让这些沿海小城的孤儿无从得知这种工作的的致死率。他们更加不会知道，正规的试药公司，并不会超过频率的频繁使用同一批志愿者，甚至于要求志愿者至少经过几个月的修整期后，才能开始新一轮的试药。

    当然，在这小小的孤儿院里，这些“安全保障”，都是不会存在的。

    当这些女孩子们感觉到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健康”的时候，那些不可挽回的伤害已经发生了。

    院长面对十几个病重的女孩子，慌了神，连忙去找那个给他们介绍了工作的“于老师”。

    而那个“于老师”倒是很快找来了医生，偷偷摸摸给这些孩子检查，最终查明的病因，是“肝纤维化”，这种病要依靠肝、脏移植才能保命，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病，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