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荣记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白先勇 本章: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这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风,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哪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楣,竟让秦癫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容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癫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门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过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开双臂,拦住来往的汽车,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让那群小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太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间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是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腱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地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份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看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荣,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纵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扭促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是吃定了——”

    “老板娘,”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地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地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得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凤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姊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嘘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地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地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渐渐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硬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地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倏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进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地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得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太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条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么,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指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屐,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哪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地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奸,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阁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楣,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一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地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大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地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得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地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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