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谨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松 本章:第三十章 谨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只有让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无得失牵挂和后顾之忧,才能使民主生活会起到实效。

    “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2010年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记者抱怨。

    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

    但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民主生活会上,也有人提意见,但多无关痛痒,或明贬实褒,比如“批评”领导“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

    在他看来,部分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开。“有时就是以提高认识为名,找几个文件,轮流念念,自我总结,没有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安排人写个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访者还提到,一些民主生活会被开成了“牢骚会”“诉苦会”,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敞开思想剖析自己,“在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上,能听到的就是发牢骚、诉苦恼,找客观原因,唯独不讲自己存在的问题”。

    此外,记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民主。会议一开始,“一把手”就抢先发言作报告,讲得天马行空,容不得别人插话,更不给别人留发言时间,活生生一个“报告会”“家长会”。

    按照上级党委(党组)成员参加下一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有些单位和部门的民主生活会上,虽有上级领导参加,但这些领导通常只说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官话套话。

    20世纪80年代,中央以成文规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党统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1992年10月18日经党的十四大通过,在党章中首次载明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并沿袭至今。

    据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介绍,民主生活会是专为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所设置的,即领导干部在参加党的支部、小组生活之外,还必须定期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但近年来民主生活会病象滋生,有些人对此颇多针砭,有的担心‘渐流形式’危险。”

    受访专家认为,民主生活会需要有真诚、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不能营造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良好氛围,变成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暴露出动机不纯、思想不纯、党风不纯,是新形势下作风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

    “好人主义”何以盛行

    “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批评别人很难,批评自己更难。”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认为,民主生活会中“好人主义”盛行,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利益逐渐变得稳定和可预见,有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观念有所增强,党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显性化了,结果导致民主生活会开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应付了事。

    据记者了解,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领导唯命是从,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观点,在公开场合也不敢说、不愿说。这种缺乏民主修养和实行民主能力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党内的民主进步。

    “作为领导班子成员,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问题。”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谈方教授说,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会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问题,有些人也许不致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乃至最后身败名裂。

    在谈方看来,民主生活会上“好人主义”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数领导干部喜欢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忽视党员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使党内的一些决策,很难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说、懒得说,也就不能出现畅所欲言地进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谈方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将本应让班子成员参与和了解的事务有意捂着,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也严重挫伤了他们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积极性、主动性。

    鲁照旺也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视,为走形式应付上级检查。有些班子主要领导怕暴露问题,以致“家丑外扬”,影响班子形象,所以很难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

    权力生态环境出了问题

    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最终后果是掩盖了领导班子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民主生活会的简报和整改措施上报,少不了粉饰成分,如果上级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个假象。”谈方表示。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因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受审。据媒体报道,在其任职期间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数名党组成员公开揭露何智涉嫌腐败,此后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何智被当地纪委“双规”并进一步掌握证据。

    中央有关领导获悉此事后专门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粮食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揭露“一把手”问题,核查属实很不容易,并要求进一步汇报了解。

    “可遗憾的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能把问题揭露出来的,目前现实中少之又少。”谈方说。

    “在现实中,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公开挑战本部门‘一把手’的权威,甚至揭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简直就是奇迹。”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认为,这也许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层关注的原因所在。

    齐善鸿表示,民主生活会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态,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能真正发挥坚持真理、广开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领导干部之间相互监督约束、培养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变味的民主生活会,不可能触及灵魂的震颤,更不能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而达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毒化人的灵魂,误导人的价值取向,恶化权力生态环境。”齐善鸿说。

    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在快速发展,党的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民主生活会是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党组织应在民主生活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不能总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转转。

    “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在‘一把手’。”鲁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须树立起民主意识,要把民主生活会真正作为更好地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平台,看作集合广大党员干部智慧的平台。此外还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把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在民主生活会中。

    他建议,提高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程度,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提高对广大党员的信息公开程度;其次对于和广大群众相关的问题,也要对非党员公开。只要不涉及机密,越是公开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越能体现民主生活会的价值。建立民主生活会群众评议制度,或吸取群众参与民主生活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需要“一把手”平时就营造一种让下属敢于说话的氛围,加强科学和民主建设,使问题和矛盾一出现就能得到及时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积攒到民主生活会上解决。

    他指出,民主生活会可以探索逐步扩大参会人员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在解决班子和班子成员问题时,也使与会者受到党内民主的教育和影响,进而带动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叶笃初认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要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规定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讲求实效,做好工作。“党委或党组的主要领导人,是民主生活会第一责任人,更要严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齐善鸿指出,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干部民主选拔机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杜绝民主生活的“形式化、过场化”,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敢于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敢于揭短。

    “由于客观存在着下级命运被上级掌握、同级命运被‘一把手’掌握的现象,要让民主生活会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杜绝下级盲目对上级忠诚而忘记忠诚于真理的现象,健全对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的人的保护机制。”齐善鸿说。

    “对说真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应进行严厉的问责。”谈方建议,对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本人不自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指出、不批评的,一经发现,应该切实地、严肃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继续运用好面对面的形式的同时,可考虑拓宽渠道,尝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谈方说,“可建立若干个类似网络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围的‘民主生活会室’或‘民主生活会群’进行思想交流,或开展批评。这样既可免去面对面的尴尬而畅所欲言,还便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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