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国走的是一条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国家转型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然，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其中很多道路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的政府垮台。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通常不会根据未来发展的结果来阐述历史，因为这种方法会导致选择性记忆，使结果成为决定那些细节和决策更为重要的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还很难看到未来发展的结果，很难看出繁荣的市场经济是否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邓小平的政策会造就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但人们没有想到中美融合的发生。通过“中美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比其没有选择的道路更重要。

    1992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又一次加快了改革步伐。1990～1991年，中国经济出现滑坡，改革因此遭到了抨击。为了支持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巡”。在经济特区视察时，邓小平显示出了对于更大变化的热情，每到一处，他都会强调让经济富起来与党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后来很快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珠江三角洲工业繁荣支柱的深圳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邓小平有能力同时接纳两种思想，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比其他人更好的解读。他愿意接受可控的挑战，他的“南巡”标志着中国将大胆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外国企业迈出了在中国投资建厂的试探性脚步。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到环太平洋地区寻找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机会并不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投资建厂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即使对外国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建厂给予了政策优惠，但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做生意还是很难的。私有财产缺乏清晰的法律保护，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只能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可以在华投资，但在从中国转出资金时会面临一些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解除了对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很多限制。在这些限制解除之前，中国人如果想要合法开办一家规模超出家庭手工作坊的工厂，就必须要办理复杂的手续。银行不能贷款给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也只能用少量员工。尽管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几万家，但有限的企业规模还是制约了发展。一些党员建立起了实体经济，他们开办的公司会不会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而面临关门呢？当时，“资本主义”还是令人厌恶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初，即使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改革，还是不允许人们成为“资本家”的，尽管当时对“资本家”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界限是模糊的，而跨越界限则是危险的。

    1992年，美国即将进入网络革命时代，欧盟也在庆祝自成立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而中国即使经历了过去10多年的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曾经辉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衰落。钢铁、水泥、枪炮、铝罐、自行车和中国人生活需要的其他日用品都产自这里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数千万名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用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定额参考党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汽车还是稀罕物，全中国汽车还不到900万辆。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各地之间的交通运输费用高昂且费时费力。与现在一样，当时的能源也主要是靠煤来供给。曾经为中国的石油消费与出口提供了充足保障的大庆油田的储量也迅速下降。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又一次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没有人预想到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社会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在邓小平的所到之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公路、工厂、轮船、机场大量新建，现代化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城市化、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统计数据详细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铜、铁矿石、水泥、钢铁及铝等金属和原材料的消费惊人，大型电站、公路、机场大量新建，新城市不断涌现，手机用户达到4亿，互联网用户达到10亿。种种数据让人们感到兴奋，兴奋过后是习以为常。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话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的巨大变化面前，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岁月的老照片虽然不能带给我们鲜活的体验，但它或许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诠释。

    以与上海老城区一江之隔的浦东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在设立浦东新区以前，浦东规划布局散乱，只有一些简陋的厂房和居民楼。而今天的浦东已经成为人们常常提起的标志性符号。东方明珠电视塔拔地而起，不远处就是摩天大楼金茂大厦，高技术企业在浦东大量聚集。每到夜晚，东方明珠散发的光芒映射在外滩的建筑上，闪烁的液晶广告牌不禁会让人产生幻觉，想起经典的科幻电影（Blade Runner）中悬挂在2014年洛杉矶街头摩天大楼上那不断变换着影像的巨大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