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我们只能说，都怪杨度这个人是革命党中的异类，立宪思想的推动者，民国时代的怪物，恢复帝制的主力军……正是他一手把中国从共和时代又推回了帝制时代，绝对标准的帝制余孽……这些还都不够离奇，最离奇的是，此人还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总之，这个人的社会角色从来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让看到他的人无不头晕目眩，目瞪口呆。

    杨度其人一生，如此另类，如此出位，如此极端，说到底，还是他的为人太简单了。

    一个简单的人，却引领一个观念变革过于激烈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个不简单的事情。

    再追究下去的话，第一个责任人应该是袁世凯，这家伙目前正疯了一样地推进大清帝国的宪政改革，步伐之大，速度之猛，能够接受的大概只有慈禧太后，连逃居海外的康有为看得都连连摇头。

    实际上，袁世凯堪称清廷的终结者，“清政府”的创建非他莫属。

    他将朝廷的一切部、院、府、寺等过了时的老机构统统裁撤，设责任内阁，新成立了法部，陆军部，海军部，资政院、审计院与交通部……老朝廷中唯一没有被袁世凯撤销的部门，只剩下了一个学部。

    袁世凯政改速度推进太快，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一定在抢在慈禧太后蹬腿之前，把更多的学子送到海外去，尽可能地改变大清国的人口素质比例，以便在复辟大潮狂涌而至的时候，他能够拥有足够的对抗力量。

    所以袁世凯加快往海外送留学生的速度，越送越快，越送越多，由一年一次，改为了一年两次。

    此外，给杨度带来麻烦的第二个责任人，应该算是清廷各地的地方官。

    却说自邹容的《革命军》迅速流传开来之后，许多年轻人开始公开对大清“出不逊之言”，这要搁在以前，铁定是个大逆不道、满门抄斩的罪名。可是现在呢，不唯百姓越来越清醒，官员的想法也在变化，并不认为对朝廷的质疑有何不妥当之处。

    但是，质疑朝廷，总归是件麻烦事，万一朝廷较起真来，那自己的脑袋可就有点悬。

    于是众官员想出一条妙计，将那些思想激进的孩子，统统弄到留学生的名单上去，让他们去日本扎堆吧……

    史载：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增至八千人，革命倾向日趋激烈。

    这时候再有华兴会的宋教仁，刚刚出狱的章炳麟，黄兴以及陈天华等人纷纷赶到，小小的日本列岛，顿时热闹非凡。

    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涌入，导致了日本二手房市场价格飞涨，供不应求，日本人把他们家的杂货铺隔离间，都高价租了出去，却仍然无法满足留学生的需求，于是日本房东顿觉奇货可居，欺凌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屡屡发生，发展下去，甚至出现了虐待中国留学生的丑闻事件。

    有的日本房东悍然提高房租，有的一屋两租，更有甚者，还有的日本房东收取高额押金，押一付一，押二付一，以至押三付一……而后再以种种错口，拒不交还留学生交付的押金。

    于是就有人看不过去了，站出来抱打不平！

    宫崎寅藏先生，日本中国革命活动家，自号“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向日本人大声呼吁：时下这些中国学子，虽然处境堪怜，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等他们归国之后，许多人都会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徜使日本人虐待他们，引发中国最优秀的阶层对日本的仇恨，恐怕日本的将来会很可怕，很危险……

    宫崎寅藏之所以如此支持中国革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观念。在宫崎等人看来，清朝就不能算是中国，明朝才是中国，是被满人灭亡了的，而日本虽然自大唐以来就不肯臣服，却始终视自己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虽然被满人灭亡了，但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还孤悬在外，因此现在的日本，才应该是真正的中国，而满人建立的清朝不作数。

    所以这些做如是想的日本人就想要“复国”。

    所以这些正宗的日本人，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称之为日本中国人。

    但复国之举，所谋者大，日本人小鼻子小眼睛，非要说他们自己才是中国人，中国人哪会承认他们？

    所以他们一定要扶立正宗的中华本土英雄人物，才能够在真正的中国人之间产生强大的号召力。

    被日本中国人扶立起来的大旗英雄，就是孙文！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缘故，所以才会有孙文二次惠州起事，身后追随着大批的日本人的怪事发生，日本志士山田良政甚至牺牲在中国。

    这时候八千名思想激进的留学生涌入日本，可想而知宫崎寅藏先生是何等的兴奋，于是他急忙赶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并将其中部分章节译作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先生》，在留学生中广泛散发。

    这篇文章对留学生的震动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刚刚意识到要革命，这边大革命家就已经出场了。

    于是孙逸仙于留学生中声名大噪，所有的人都如久旱望甘霖，期待孙文的出现。

    然而此时的孙文，却正在德国留学生之间“行走江湖”，以黑道大魁首的身份，震撼了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