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龙镇 本章:《吕氏春秋》

    吕不韦不是一般人。

    当他还是小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做大商人;当他是大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当大官;当他已经是大官的时候,他便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

    所谓身后之事,不是给子孙留多少财产——当然,如果嬴政是他儿子,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而是在历史上书写重墨的一笔。

    吕不韦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诸子百家的门户之见,编著一本“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书,名字就叫《吕氏春秋》。

    这在当时是前无来者的大事。之所以原来没人做,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读的书多,也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的见识广,而是因为别人的条件不如吕不韦好。

    只有在秦国这种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具备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力,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动手编撰《吕氏春秋》这样的皇皇巨著。

    吕不韦最初有编这本书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况的刺激。《史记》记载,当时诸侯多辩士,像荀况这样的人,著书立说,四海皆知。吕不韦认为,荀况不过是通一家之言,就能获得如此鼎盛的名声;而他手下门客三千,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为什么不能在“立言”这方面超过荀况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秦国现在兵强马壮,吞灭天下只是迟早的事。吕不韦认识到:“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则需要更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比如说,荀况的儒家学说,其实就融合了阴阳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够风行一时,成为显学。吕不韦从中受到启发,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奉为圭臬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博采众长,加以融会贯通,从而消除各家的纷争,建成一套统一的理论。因此,他命令门客“人人著所闻”,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写下来,再进行编辑和加工。

    可以这样讲,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也是在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可谓是未雨绸缪。

    按照吕不韦的构想,《吕氏春秋》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按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十二纪,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六十篇。

    第二部分是“览”。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总共六十四篇。

    第三部分是“论”。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总共三十六篇。

    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写成后共计二十余万字,在那个用竹简书写文字的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这部当时看来包罗万象的书中,编著者提到了自己对宇宙本原的认识。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根本是一种极其精细的物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又叫作太一,或者叫作道。正是由于这种精气的运动和结合,才产生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难想象,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都是不相信鬼神,也不承认天命的。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以此为出发点,《吕氏春秋》用大幅篇章谈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吕不韦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法天地”,只能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君道虚,臣道实”的理论。

    天无形而化生万物,君主就应该如同天一样,养性保真,实现无为而治。这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可是君主为何要无为呢?因为君主也是普通人,也会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容易产生判断失误。要克服这种不足,就必须充分发挥臣民的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君主有所为,就会让臣民找到缺点,对他喜欢的事物阿谀奉承,对他讨厌的事物口诛笔伐,这样就很容易成为臣民的玩偶。因此,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戴上面具默默观察,不要乱说话乱表态,不让臣民有任何机会钻他的空子。

    换而言之,吕不韦心中的理想社会是这样:谁来当君主,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国家总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这就有点类似于法家的思想了。

    当然,君主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为了无为而治,君主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最根本的,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其身,反诸己。这基本上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其次是求贤用贤,君主的任务是用人,而不是做事。把人用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第三则是“知百官之要”,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的官职,使百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为君主服务。

    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也不存在了,必须要有新的天子来稳定局势,结束大乱。他认为,天下人民过得越是水深火热,越是“王者”救民、创建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而“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也就是要理解人民的意愿,顺势而为,用实际行动来获取民心。而他的《吕氏春秋》,就是为了“示民不可不异”,以便“王者”采用的。

    这位“王者”自然就是当时的秦王嬴政。

    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滑向儒家的“王道”之说,离秦国现行的法家政策大相径庭了。这种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对外战争的具体细节上。

    上文提及,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按斩首的数量来计量军功,因此每次大战都会留下斩首多少万的记录,甚至出现了白起这样闻名遐迩的“人屠”。但是,自吕不韦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出了比较大的改变。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蒙骜攻韩,设三川郡,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8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7年,王龁攻韩,占领上党,还是没有斩首记录。

    《吕氏春秋》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谈论“义兵”。什么是义兵?就是要“诛暴君而振苦民”,因此在战争中要讲究对待敌军和俘虏的策略,要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吕不韦反对在战争中杀害俘虏,认为这是“无道与无义”的行为。

    对外尚且如此,对内就更是讲究德治与仁政了。吕不韦主张统治者要爱护人民,适当减轻税赋,减少刑罚,争取民心。可以说,吕不韦统治时期,是秦国自进入战国以来少有的政策宽松时期。生活在咸阳的人们,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与舒适。

    除了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吕氏春秋》中还有很多富含哲理的故事,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比如,有人从江边走过,看到一位父亲正准备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水里,便上前制止。那位父亲说,没关系,我是这村里的游泳健将!《吕氏春秋》由此感叹,难道父亲善于游泳,儿子就一定也善于游泳吗?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是不是太荒谬了呢?

    且先别笑这位父亲的无知,事隔两千多年,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逻辑,不照样大行其道吗?

    还有一个故事说,楚国人打算渡河袭击宋国,预先派人测量了河水的深度,并且在水浅的地方做好标记。但是没想到,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楚国人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者不计其数。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你还抱着原来的老黄历不放,迟早是会摔跟头的。

    据说,《吕氏春秋》完稿之后,吕不韦曾经将其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请天下学子来挑毛病,说如果有谁能够改动一字,即赏千金。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所谓“不能易一字”,说的就是这样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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