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帕乌斯夫斯基 本章: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每月拿十亿元的工薪(这些钱在市场上只够买四十包火柴算来,那么这笔数目,并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样惊人。

    门外站着的是布拉果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来,并且跟我说再过上两个钟头他到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我跟您讲,”——布拉果夫说。“我总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说。写得很有才气。不能让它掷了。您知道,我象老报人似的,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

    “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原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一个字都不动。我就住在您这儿,因为回家往兰若龙去已经不行了——非把我剥光不可。我当着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么叫‘遛’?”我问。“‘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说过一个字都不加一个字都不减吗。”

    “那您怎么办呢?”

    “您就会看见的。”

    从布拉果夫的话里,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这朔风凛冽的冬夜,跟这位沉静的人物一同到阿尔斯王商店来了。应该打破这个谜,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非常粗的香蜡烛头。蜡烛上绕着一条条的金纹。他把这个蜡烛头点着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里拿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刚好烧开了水,沏好了茶,不过这次的茶不是干胡萝卜作的,而是用切碎烤过的糖萝卜做的。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两个在这儿,象造假钞票的一样。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用。”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又说道,“不是每一个公安人员都懂得你们在干什么。要谢谢上帝,当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这儿站岗,而不是别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过。要说起造假钞票的,这种骗子用一块马粪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证来。据说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里,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摆着一支大理石的手,简直是美极了。不过不是萨拉·柏伦哈尔①的手,也不是萧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欧洲最有名的造伪币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个时候,把他脑袋砍了下来,而手却展览了起来,就好象他是个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吗?”

    【①萨拉·柏伦哈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

    “并不见得,”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可以分给您一点。”

    布拉果夫在将近破晓的时候才搞完。在我们没到编辑部,打字员没打出来之前,他没给我看原稿。

    我把小说通读了一遍,呆住了。这是一篇简洁而流畅的散文。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先前的杂乱无章和语言的涣散,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而且实实在在一个字也没增,一个字也没减。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叶一样黑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烟卷,一面冷笑着。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搞的?”

    “光是打上了标点符号。梭勃里搞的一场胡涂。我特别仔细地打上了句点。还有分段。这是件大事情,亲爱的。连普希金都提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就是标出思想,摆正词和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句子易懂、声调准确。标点符号好比音符。它们牢固地缚住文章,不让它撒落。”

    小说发表了。第二天棱勃里冲进编辑部来。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不过眼睛里闪着一种令人不解的光芒。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喊道,声音大得不得了,并且把手杖往桌子上用力一挥,正打在报纸合订本上。于是灰尘象火山爆发一样,飞扬起来。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对原稿。”

    “撒谎!”棱勃里大喊着说。“胡说!我总会查出来是谁动的!”

    看样子要出乱子了。胆小的同事们开始很快地躲出去。而我们的两个打字员柳先娜和柳夏,和往常一样,穿着“假脚”,呱哒呱哒地飞奔来看热闹。

    这时,布拉果夫沉着地,甚至是无精打采地说:“假如您认为在尊稿上打上了标点符号,就算改动的话,那么就算是我动了您的大作。因为我必得尽我校对员的职责。”

    棱勃里向布拉果夫跑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用力地摇摇,然后抱住这个老头子,按照莫斯科的规矩,亲了他三次。

    “谢谢您!”棱勃里激动地说。“您给了我一个再好没有的教训。不过就是可惜太晚了。我感到我对以前的作品有罪。”

    晚上,棱勃里不晓得从哪儿弄到了半瓶白兰地,拿到阿尔斯王商店来。我们把布拉果夫、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岗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请来了,我们为文学和标点符号喝光了白兰地。

    这以后,我完全相信,适当地打上去的一个句点,对读者起着多么惊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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