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center">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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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

    在桑弘羊去世之后的八十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算缗令再未重启,均输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盐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世族势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为世族经济。

    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忱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孙便以此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繁荣的南阳,樊宏的父亲“善农稼,好货殖”,“资至巨万”。樊家在当地有农田三百多顷,所盖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阁”,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的四周建有自卫的“坞堡”,还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佣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盟,樊宏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而刘家又与当地望族李家、邓家结亲。

    在西汉末年,这种可以“闭门成市”、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所有的现象一样,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主要看两件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终而出现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受田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五百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清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受田,然后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这些因军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成为所谓的世族,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官僚推举制。自殷周以来,朝廷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

    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一个孤贫的儒生决定对世族宣战。让人惊奇的是,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登基称帝,然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民国思想家胡适称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祖父王贺曾任武帝时期的绣衣御史,王贺的儿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凤,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史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不过,他非常乖巧,王凤生病,他连日不解衣带地尝药伺候,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他还从小饱读经书,主攻《周礼》和《仪礼》,是王家最有学问的人。

    王家腾达是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宫为嫔,因生下儿子刘骜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刘骜(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凤更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了外戚专政。王莽24岁时被任命为黄门郎,30岁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顺、懂礼、恭谦和十分节俭而闻名,据载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没有拖地裙摆的长袍,腰间系着围裙,来客见了,大多以为是家里的奴婢。这样的外戚当然深得朝野,特别是儒生阶层的欢心,被称为是“当代周公”。

    王莽38岁时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其后元帝、哀帝、平帝连续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涡中几度沉浮,展现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他以药酒毒死平帝,立年近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三年后,废孺子婴而登基称帝,国号“新”。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均为戎马出身,唯两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一儒一女,堪称异数。

    王莽称帝后,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宣布要“奉古改制”。关于王莽改制,后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托古篡汉”,托古是名,篡汉是实,因而是一场政治闹剧,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其实,就经济改革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备,因为王莽确实是想改革,不过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自代本身,也是皇权羸弱的结果。所以,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王莽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五均六筦”,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上了交易丞、钱府丞等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帐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税赋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布征收个人所得税,所有从事工商业者,无论是养蚕的妇人还是缝补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自报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缴纳税金,有敢不报者或自报不实者,全部没收所得,并罚在官府做工一年。这一政策如何落实,史书不载,估计又是为某些官吏敲诈民间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条是铸钱国营化。在这一项改革上,充分展现出王莽改制的混乱和随意性。

    西汉自武帝以来,百余年间,一直通行五铢钱。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了,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谣传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变动币制,他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经错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变动币制,他下令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

    短短七年间,王莽四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如果说“五均六筦”是对汉武政策的“东施笑颦”,那么,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则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极端,这实际上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

    汉人对土地情有独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民众对土地的看法。他认为,天下财富可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种,其中,从事农桑是为本富,经营工商为末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着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说,从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流通领域的利益更大于制造业。那么,一个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长久地拥有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来致富,然后就去买田致地,靠农田来保有之。司马迁的这种理财观念在当时已成共识,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便写道,“在炎汉一代,无论军人、说客、文士、贵族、官僚、儒者、商贾,一旦取得多量货币,皆投之于土地,以立所谓本富之本。收买不得,则用非法之手段以谋夺之。”土地兼并态势之烈,既与农耕经济的特征有关,也与这种财富观念有重大的干系。

    新朝要重树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世族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遏制土地兼并,是关键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的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老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一种主流,汉哀帝时就试行过限田的办法,他下诏“关内侯吏民,名田皆不得过三十顷。”

    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之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

    土地私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数百年,一朝更改,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以想见。史载它的执行结果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滞了,民众站在道路上相视而哭泣。”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废除奴婢制度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经济改革,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沛,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更是让金融秩序大乱。王莽还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他的改革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荆州大荒,饥民纷起叛乱,四年后,关中地区也闹大饥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门阀、刘氏宗族乘机随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当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一个叫杜吴的人砍下脑袋。

    自汉之后,人们对王莽多持毁垢的态度,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更改,民国学者胡适就两次撰文为之翻案,他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因写作而闻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柏杨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胡适、柏杨的翻案,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意识型态上的共鸣,自可留于读者评说。不过,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来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后的十来年中,中国又陷入一个“人相食”的乱世。

    在公元2年,全国登记在籍的户数为1236万,总人数有5761万。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还没有死的时候,天下乱杀,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史称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时,户籍登记者只剩下十分之二。另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刘秀登基后那几年,天灾人祸不短,公元26年,天下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只能交换到大豆五升,全国的道路交通都断隔了,粮食无法长途运输,当兵的只好用杂果来充饥。到公元30年前后,中原连续遭受旱灾、蝗灾和重大水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郡县残荒。据历史学家们的推算,当时全国人口锐减,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万左右,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还少了几百万,西汉二百余年的社会积蓄可谓付之一炬。

    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宗族,从小勤于稼穑,还经常往返于宛地作粮食买卖。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刘秀的舅舅就是前面叙及的南阳世族樊宏,刘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阳一带的富豪,田宅财产数百万。他的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由此可见,在王莽与世族门阀的经济和军事战争中,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当刘秀披上帝袍之后,他马上转换了角色。王莽想要解决的豪强割据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并靠这个集团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壁,拥众自重。刘秀一旦拥有天下,也不得不对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动刀之处,仍然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后汉书》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公元26年,刚刚登基为帝的刘秀就委派冯异清剿南阳等地的豪强,他下令说,“那些拥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将他们迁居到京城来,把民众驱散,让他们重新耕地,把营堡要全部摧毁,使他们不能重新啸聚,这次讨伐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够平定就可以了。”可见,刘秀意在驱散,而非杀戮,确是“手下留情”的。在冯异等人征讨下,南阳、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豪强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裂土、雄踞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史载,京城和南阳一带,都是皇帝的亲戚和重臣,他们拥有的土地都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数量,但是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

    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刘秀为了杀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欧阳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贿赂千余万为罪名,将之处死,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为其求情,刘秀不准。其余被处决和处分的重臣还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邪太守等人。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他们攻击政府住所,杀害行政长官,当政府军前往追剿时,他们就一哄而散,军队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这种情况,以青、徐、

    幽、冀四州最为严重,而这四大郡州又是当时的国之重镇,可见反抗之烈。

    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终于不能彻底割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在财经和产业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权力下放。

    东汉延续前朝旧制,仍然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不过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块专营收入放给了地方,同时放弃了流通领域的国营化战略,这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羸弱,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少。到了章帝时期,公元84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中央政府统一实行盐铁专卖。可是,仅仅三年后,章帝驾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诏,“中央不再实行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主经营,所得的专营收入重归地方金库。”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权力也被分解。刘秀把全国分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刺史逐渐发展为兼领行政、财务、军事的地主长官,其权力空前膨胀,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子承父职的门阀景象,地方割据已成赫然事实。史家唐长孺便认定,“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总而言之,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权贵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耒阳县出产铁矿,当地民众聚而冶炼,颇有了一番气象,一位叫卫飒的官员看见有利可图,就上书朝廷,将之国营化,从而每年增加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汉书》作者对此非常赞赏,把卫飒归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朝廷征调诸路兵马平叛,拥兵将领与地方世族豪强借机掌握大量武装,继而引发了“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内,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先是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割据争霸,中国进入著名的三国年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建立魏朝,东汉灭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内(今河南)世族门阀的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西晋),继而灭蜀国和吴国,统一了天下。然而仅仅经历了九年的短暂安定,马上爆发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到公元316年,匈奴军乘乱攻破洛阳,是为“永嘉之乱”,晋政权南下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其后两百多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在北朝,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先后竟有十六国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后再度分裂,一百多年里,又先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朝。在南朝,也是数度改朝换代,东晋一脉持续了一百来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刘裕所夺取,其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

    这数百年间,工商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现象。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531-约595)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二十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

    洛阳在两汉时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荣之地,公元186年,发生董卓之乱,董军攻占洛阳,将方圆200里以内的宫室和民房一律焚毁,把数十万人向长安驱赶,洛阳化为—片废墟,曹操曾赋诗记录道:“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曹魏时期,洛阳被定为首都,再度复活,盛极一时。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乱”时,洛阳先后四次被叛军洗劫,被杀民众达20万之众。到了“永嘉之乱”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刘曜攻陷洛阳,烧毁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再毁。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于此,洛阳重新恢复生机,历三十年,再次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极为可观。

    北魏文学家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记录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出西阳门四里,有一个规模惊人的“洛阳大市”,方圆八里,按行业分类,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等十个大商业区;城东有专卖南方水产的集市和马市,城南四通市卖本地水产。在洛阳的市场里,吃、穿、戴、用、玩乐之物,婚丧喜庆所需物品,还有天下难得之货,应有尽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备,可以尽情享乐游玩。在洛阳的市场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洛阳城里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刘宝,他的店铺遍及全国,在州郡都会之处,都有他的宅子,各养骏马一匹,据说他还能控制食盐和粮食的价格。

    由洛阳向西的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从这段文字可知,从洛阳到罗马,商脉绵延,万物汇集,当时仅在洛阳经商并成永久居民的外国商人就达万家之多,此城俨然已是世界上少见的国际大都会。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尔朱荣发动叛乱,洗劫洛阳,把城里的贵族富户消灭殆尽,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经目睹洛阳盛况的杨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这还不是毁灭的终点,随着战事的结束,洛阳竟再次复苏,可是,到了公元583年,东魏和西魏为争霸中原,展开洛阳争夺战,东魏大将侯景攻陷洛阳后放火烧城,又把辛苦堆砌起来的繁华付之—炬。

    魏晋南北朝期间,几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经历过类似的屡毁屡建,与洛阳齐名的中原重镇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商业的衍续及商人的命运便如镜花水月,永无定数。

    自“董卓之乱”后的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奇异的“插曲”。在这期间,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不过,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瓦解,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随着西晋被灭,大量中原世族和民众渡江南下,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中华文明开始了一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迁徙。

    作为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型态,世族和庄园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个不断衍变的过程。

    曹丕创建魏国时,在官员推选制度上发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设置“中正官”一职,将当地的优秀人才分别品定为九级(品),以此选拔官员,其标准有三,分别是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一制度推行之后,“中正官”一职务很快被各地世族垄断,才德标准仅成摆设,家世成最重要的选材条件,于是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进一步强化了世族的参政能量。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论说,此后,官僚逐渐贵族化了,那些“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的士宦们,多半不愿去经商牟利,同时,商人要跨进政界,也不免遭受当时讲究身分的障碍。

    南北分裂之后,天下鼎沸,无权无势的农民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于世族地主,从而更加增强了后者的力量。当时把世族修筑的城堡称为“坞堡”,在广袤而动荡的北方原野上,到处林立着森严的坞堡,北魏时代,河北有韩、马两姓各两千余家,“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魏书·韩胤传》)。甚至大族聚居,一个宗族就有将近上万户人家,炊烟连接,房屋比邻而立,延绵不绝。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这些世族的势力实在太大,北魏政权初建时曾实行“宗主督护制“,以利用这些世族地主来暂时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北齐书·崔陵传》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原以崔、卢、李、郑为四大名门望族,其中又以崔姓为首,与崔家联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当朝的娄太后为博陵王娶亲,纳崔陵的妹妹为贵妃,太后特别关照前去提亲的中使说,“一定要办理得风风光光,千万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话了。”连皇室都担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见世族之显赫崇高。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型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在各部史书上随处可见各路世族诸侯靠割据一地而大肆敛财的事迹:三国时,公孙瓒据易京,自筑高城,所宠信的人大多是商贾之辈,官商联手,闹得民怨沸腾。西晋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到了北齐时,各位王爷提拔自己的属官,大多从富商之中选择,而一些高官的家里,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贾。连在边境驻守的将领都没有太多的心思用于军事,而是以通商交易为主业。北齐政权还公开卖官,以致于“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广州在当时已经是南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南齐书》记载说,只要当上了广州刺史,骑马一过城门,就相当于得了三千万的财产。

    世族模式发展到魏晋晚期已经腐败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贵得来实在太过容易,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他们穿着华丽宽大的衣袍,出门要坐车,进屋需扶持,还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马与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孙,当然已不堪用世。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世族门阀日暮夕阳的生动写照。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代,其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级高级将领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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