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本章:第六章

    当那场给埃伦蒂拉终生带来不幸的灾风刮起来的时候,她正在给祖母洗澡。这座泥灰剥落的巨大建筑物,空旷而孤独,在狂风的第一次冲击下,连房架都震动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和祖母对这个充满危险和动乱的大自然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在洗澡间里几乎没有觉察到那风力的级数。洗澡间里装饰着罗马浴池中常见的孔雀和幼童浮雕。

    祖母坐在大理石的浴池里,那赤裸而庞大的身体仿佛一条漂亮的白鲸。她的孙女刚刚满14岁,苗条的身材显得很疲惫。她那温柔的举动似乎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用可以净血的树叶和香草水给祖母洗浴,叶子沾在丰满的后背上,披散的头发上和刻着水手们会笑掉牙的花纹的胳膊上。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等一封信,”祖母说。

    埃伦蒂拉急不可待地问道:

    “梦见哪一天会来信?”

    “礼拜四。”

    “那一定是一封带来坏消息的信,”埃伦蒂拉说,“但是这封信永远也不会来到你手中的。”她给祖母洗完澡,搀扶着她回到卧室。祖母胖得走也走不动了,只有扶着孙女,或者像主教那样,拄着一根手杖,才能蹒跚而行,但是她的威严仍不减当年。在这间布置得十分讲究的卧室里,埃伦蒂拉需要花上两个多小时为祖母梳妆打扮:她拨开祖母的头发,洒上香水,梳理停当后,给祖母穿上一件花衣服,脸上扑上粉,嘴唇涂上口红,用麝香抹眼皮,用珍珠釉子染指甲,直到精心地把她打扮成一个大洋娃娃。这时再把她带到一个满是鲜花的花园里,让她坐在一把祖传的安乐椅上,听留声机播放音乐。

    当祖母沉浸在对过去模糊的回忆中时,埃伦蒂拉还要忙着打扫房间。这房子又暗又乱,到处是家具,以及凯撒大帝、带眼泪的蜘蛛和天使的石膏塑像。还有一台镀金的钢琴和各种各样的钟表。院子里有一个贮水池,多年以来池中的水都是印第安人从远处背来的。在水池的一边有一只孱弱的鸵鸟,这是在那种恶劣气候下惟一残存的一只禽鸟。这偏僻荒凉的地区与外界的一切都相隔很远,由几条破烂街道组成的村镇在炎热的气候里煎熬。这里,每当灾风刮起时,小羚羊就纷纷死亡。

    这所神秘的住宅是祖父修建的,他叫阿玛蒂斯,是一个传奇式的走私犯。祖母跟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取名叫阿玛蒂斯,这就是埃伦蒂拉的父亲。谁也搞不清楚这家人的原籍和来历。在那些印第安人当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老阿玛蒂斯从安地列斯群岛的一家妓院里赎出一个美丽的妓女作为妻子,后来在安地列斯群岛刺杀了一个男人,就带着妻子逃出法网,隐居在这穷乡僻壤。阿玛蒂斯父子俩,前者死于流行热病,后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打死。妻子在院子里掩埋了丈夫和儿子的尸体,辞退了14个赤脚女佣人。由于她做出牺牲,一手带大了她那个私生孙女,使得她在这所神秘的住宅中仍然过着作威作福的生活。

    孙女儿埃伦蒂拉光是给那些钟表上弦和校准时间就需要六个小时。在她遭难的那一天,没有干这件事,因为那些钟的弦一直可以走到第二天上午。她给祖母洗澡,换衣服,刷地板,烧午饭,擦玻璃,一直忙到11点。在她给鸵鸟的饮水桶换水,把脏水浇到阿玛蒂斯坟上的荒草上时,刮起了这令人窒息的灾风,她哪里知道这风就是她不幸的恶兆。中午12点,她正在擦最后几个香槟酒杯时,闻到一股怪味儿,于是,她赶紧向厨房跑去。还好,总算避免了一场玻璃器的灾祸。

    她几乎够不着放在炉子上的正在向外溢的汤锅。她放上准备好的菜叶后,便抓紧时间在厨房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她闭上眼睛,然后又无可奈何地睁开,往锅里加汤。她常常这样边睡边干活。

    祖母独自一人坐在餐桌的一端。这是一张可以坐12个人的餐桌,上面放着银质的蜡烛台。祖母晃动了几下响铃,几乎是同时,埃伦蒂拉端着汤盆进来了。盛汤的时候,祖母注意到她那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祖母伸出手,像是擦玻璃似的,在她眼前晃了晃。埃伦蒂拉竟没有看见这只手。祖母仍然盯着她,当埃伦蒂拉转过身回厨房时,她喊道:“埃伦蒂拉。”女孩突然惊醒,汤盆掉到了地毯上。

    “没什么,孩子,”祖母温柔地对她说,“你刚才边走边在睡觉。”“这是我的习惯,”埃伦蒂拉面无表情地说。

    她拾起汤盆,睡眼蒙眬,想擦去地毯上的污迹。

    “就这样吧,”祖母安慰她,“下午你再洗它。”就这样,下午除了日常的活儿外,埃伦蒂拉还要洗饭厅的地毯。她趁去水池的机会索性把星期一的衣服也洗了出来。此时此刻,那强劲的灾风总是想往屋里钻。她有许多事要做,天黑了她都没察觉。等她铺好了饭厅的地毯时,已是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祖母整整一个下午都胡乱弹着钢琴,自我欣赏地低声唱着她年轻时的歌曲,甚至眼里还噙着泪水。当她穿着软棉布睡衣躺在床上时,就好像又陷入那些既美好又痛苦的回忆之中了。

    “明天洗洗大厅里的地毯,”她对埃伦蒂拉说,“这条地毯很久没见过太阳了。”“是的,祖母,”女孩回答。

    埃伦蒂拉拿起一把羽毛扇,开始给这位正在向她下达命令的无情的主妇打扇,扇着扇着她自己就睡着了。

    “睡觉前把所有的衣服都熨好,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是的,祖母。”“检查好那些衣柜,在刮风的夜晚,那些蛀虫最容易饿了。”“是的,祖母。”“你抽空把那些花拿到院子里,让它们呼吸点新鲜空气。”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些食。”祖母都睡着了,还在继续下命令,埃伦蒂拉就是从她那儿继承下来梦中继续干活的长处的。埃伦蒂拉悄悄地走出去,做完了这一天的最后几件事。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听从祖母梦呓中的吩咐。

    “你要拿些喝的到墓上去祭奠祭奠。”“是的,祖母。”“躺下睡觉以前要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不让这些东西各得其所,它们会难受的。”“是的,祖母。”“如果阿玛蒂斯父子来了,叫他们别进来,”祖母说,“告诉他们,波菲略·格朗的无赖们正在等着他们,要杀死他们。”埃伦蒂拉没有再答理她,她知道祖母开始说梦话了,但是她并不漏掉一个命令。她察看了窗子的插销,吹灭了最后几支蜡烛,然后拿起餐厅里的一个枝形烛台照着路,走向卧室。此时,随着酣睡的祖母平静而又响亮的鼾声,窗外风势越来越大。

    埃伦蒂拉的卧室虽不及祖母的房间豪华,却也相当漂亮。屋子里摆满了布娃娃和她童年时玩的线编的小动物。她被一天的活计累得筋疲力尽,连脱衣服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把烛台放在床头柜上,倒头便睡。不一会儿,那使她不幸的灾风像一群狗一样钻进了卧室,把那烛台吹倒,烧着了窗帘。

    天亮时,风总算停了,开始落下一些大雨点子,稀稀拉拉的雨点浇灭了最后一点火星,房子的灰烬变得又湿又硬。镇上的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极力想从火灾中抢出一些东西:烧焦了的鸵鸟的尸体,镀金钢琴的架子,一尊缺头断腿的雕像。祖母用一种令人困惑的神情望着她那残存的财产。埃伦蒂拉坐在阿玛蒂斯父子的坟墓之间,不再哭了。祖母看到瓦砾堆中没有损坏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便遗憾地看了一眼小孙女。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命全搭上也不够赔偿我这损失的。”就在这一天,在下着倾盆大雨的时刻,祖母开始让她赔偿损失了,她把埃伦蒂拉带到镇上商人的店铺。商人是一个肮脏而又贪婪的鳏夫,在这穷地方,他是有名的肯为处女出高价的人。当着厚颜无耻的祖母的面,他细心而又严格地检查了埃伦蒂拉的身子:计算她两条大腿的力量,胸脯的大小,臀部的直径。在没有算出她的价格以前,他一言不发。

    “她还太小,奶头才跟母狗的一般大,”他说。

    为了用数字证实他的看法,他让埃伦蒂拉站在磅秤上。体重42公斤。

    “只值100比索,”商人说。

    祖母喊叫了起来。

    “一个黄花闺女就值一百比索!”她几乎喊着说,“不行,伙计,这太不尊重处女的童贞了!”“那么150比索,怎么样?”商人又说。

    “这女孩使我损失了100多万比索,”祖母说,“按这种价钱计算,她需要两百年才能赔偿我的损失。”商人说:“幸亏她还有个长处,就是她的年龄。”暴风雨摇撼着这所房子,屋顶漏着雨水。

    在这充满灾难的天地里,祖母感到十分孤独。

    “加到300比索吧,”祖母说。

    “250。”

    最后双方同意,付给220比索现金,另外再给一些吃的东西,祖母这才让埃伦蒂拉跟着这商人去,好像送她上学一样。

    “我在这儿等着你,”祖母说。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说。

    店铺后面是一间简陋的库房,四个砖砌的柱子支撑着一个烂稻草房顶,一堵一米高的土坯墙。大雨天洪水常常越过土墙灌进库房。墙边放着几盆仙人掌和别的热带植物。在两个柱子之间悬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吊床,看上去像是随波飘浮的渔帆。外面是暴风雨的呼啸声,隐隐约约可以听到远处的喊叫声,动物的吼叫声,遇难者的呼救声。

    埃伦蒂拉和商人走进库房,小心翼翼地提防跌倒在雨水里,两个人都浇得像落汤鸡一样。由于雨声太大,他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商人第一次动手时,埃伦蒂拉吓得喊了起来,企图逃跑。商人默默地抓住她的手腕子把她的胳臂扭到背后,拖向吊床。埃伦蒂拉拚命抵抗着,抓他的脸,低声嘶喊着。商人狠狠地打了她一个嘴巴,把她抱了起来,悬空转了一会儿,然后不等她脚沾地,就抱住她的腰,按进了吊床。埃伦蒂拉吓得昏了过去,好像被暴风雨击昏了头脑的鱼一样。那鳏夫商人像拔草似的把她的衣服撕得一长条一长条的,像彩带一样随风飘动。

    当埃伦蒂拉被镇上所有男人玩够了以后,祖母便带着她搭乘一辆运货卡车,沿着走私的路线前进。在车上,她们坐在米袋和黄油罐头中间,带着火灾后剩下的几样东西:华丽的床头,一尊战争天使的塑像,烧残的椅子和几样没用的小东西。还有一个上面画着两个十字架,里面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祖母用一把破雨伞遮着太阳,汗水和尘土折磨着她,使她呼吸十分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困境中,她仍然保持着她的威严。在罐头箱和米袋后面,埃伦蒂拉正在以20比索的身价向卡车搬运夫卖淫,以此来付旅费和家具的运费。最初,她像反抗那个鳏夫商人的袭击一样,本能地自卫着。但是这个搬运夫的方法不同,他很狡猾,慢慢使得她温存地服从了。就这样等他们到达第一个镇时,艰难的旅程虽已结束,可埃伦蒂拉还在货物后面陪伴着搬运夫。卡车司机对祖母喊道:“从这里往前是另一个世界了。”祖母怀疑地朝那贫穷而又冷落的街道瞟了一眼。同她们刚离开的小镇相比,这个略大一点,但都同样凄凉。

    “看不出来,”祖母说。

    “这里是传教地区。”

    “我对慈善事业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走私。”埃伦蒂拉在货物后面听他们说话,随便用手指拨弄着一个米袋,无意中发现了一根线头,她就往外拽,一下便扯出一条珍珠项链来。这时,司机还在跟祖母说话,埃伦蒂拉胆怯地看着这条像死蛇一样挂在她手指上的项链。

    “夫人,你别大白天说梦话了,现在没有人走私了。”“当然有,”祖母说,“快告诉我!”“不信,你就去找找看,”司机笑道,“大家都在谈论他们,可谁也没见过。”搬运夫看见了埃伦蒂拉手上的项链,赶紧抢了下来,又放回那个米袋。这时祖母招呼孙女扶她下车,尽管这小镇很穷,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埃伦蒂拉吻了一下搬运夫,告别了他。这一吻虽然是急匆匆的,但却是倾心乐意的。

    祖母坐在那张放在街心的椅子上,等他们把东西卸完,最后卸下来的一件是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这个箱子沉得像一个死人,”司机笑着说。

    “是两个死人!”祖母说,“你对他们应该放尊重些。”“一定是象牙雕像。”司机边说边漫不经心地把骨灰箱放在烧残的家具中间,伸出手对祖母说:“50比索。”

    祖母指着搬运夫:“你的助手替你领了。”

    司机惊奇地看了助手一眼,助手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司机走进驾驶室,那里坐着一个忧伤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孩子热得直哭。搬运夫自信地对祖母说:“如果您没别的说的,埃伦蒂拉将跟我走。我是诚心诚意地跟您说这话的。”埃伦蒂拉胆怯地说:“我可什么也没说!”“我说的是实话,”搬运夫说。

    祖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不知他到底有多少家底。然后对他说:“如果你赔偿我的损失的话,我没什么不同意的,因为这是由于她的疏忽造成的。862315比索,减去她已付还我的420,还差861895比索。”汽车开动了。

    “请相信我,如果我有这笔钱我会给你的,”搬运夫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这个女孩值那么多钱。”祖母对搬运夫小伙子的话很满意,亲热地对他说道:“好吧,孩子,等你有了这笔钱时再来吧,现在你走吧,如果我把账算一算,你还欠我10个比索哩!”搬运夫踏上卡车的脚踏板,渐渐远去了。他用手势向埃伦蒂拉表示再见,但是埃伦蒂拉只顾在那儿害怕,没有看见他的手势。

    卡车把她们扔在那里。太阳地里,埃伦蒂拉和祖母两个人用薄铁片和亚洲地毯的残片就地搭了个棚子。她们在地上铺上两张席子,像在从前那所住宅里一样,睡得那么香甜,一直到太阳把棚顶晒开了口,烤在她们脸上,才醒来。

    那天,一反常态,早晨是祖母来为埃伦蒂拉梳理打扮。她用自己年轻时时髦的美容方式给孙女画眉描眼,给她贴上假眼睫毛,头上打了个花结,看上去像一只蝴蝶。

    “你看上去很可怕,”祖母满意地说道,“但是这样最好,在女人的事情上,男人们是很粗野的。”在她们的视野之外,隐隐约约可以听见远处有骡子走路的得得声。祖母一声令下,埃伦蒂拉像一个初次登场的演员似的,在幕布拉开之前就把准备工作做好,她躺在卧席上。祖母拄着手杖,离开棚屋,坐在椅子上等着骡子走过来。

    一名邮差渐渐走近了。他年纪在20岁左右,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显得很老。他身穿一件柿子红颜色的衣服,脚蹬长筒套鞋,头戴大沿帽,腰间皮带上挎着一把军用手枪,骑在一头剽悍的骡子上,手持缰绳,骡背上搭着麻布邮袋。

    经过祖母跟前时,他用手势向她问候,然后又继续朝前走去。但是祖母向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看一眼棚屋里面。邮差停了下来,看见埃伦蒂拉穿着一条深紫色的花边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躺在卧席上。

    “你喜欢吗?”祖母问。

    邮差感到莫名其妙,笑了笑说:“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50比索,”祖母说。

    “好家伙,你是在要金子啊!”他说,“这些钱够我吃一个月啦。”“你不要那么吝啬,我知道航空邮差的工资比牧师的工资还高。”“可我是地方邮差,航空邮差都是开着小卡车的。”“不管怎么说,性欲和食欲一样重要。”“可还是不能当饭吃啊。”祖母知道,对一个心不在焉的男人来说,浪费时间去跟他讲价钱纯属多余。

    “你给多少吧?”祖母问他。

    邮差跳下骡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破旧的钞票,扔给祖母。祖母用一只禽兽爪子般的手,像接一个皮球似的,把钱一把接了过去,随后就对他说:“可以少要点钱,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到处张扬。”“这件事我办得到,我会一直张扬到世界的另一头,”邮差说。

    埃伦蒂拉不能眨眼。她拿掉假眼睫毛,躺在卧席上向旁边挪动了一下,给这位过路情人让出一块空地。邮差一进棚屋,祖母马上关上布帘门。

    果然很奏效,有了这个邮差的宣传,从远方来了20个男人,来光顾埃伦蒂拉的生意。伴随着这些个男人还来了好些卖彩票的和卖小吃的。随后又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摄影师,他在棚屋前面支起一架带黑布套的照相机,还有一块背景布,上面画着一只白天鹅在湖中戏水的图案。

    祖母坐在椅子上,手里摇着扇子,仿佛这里是她的集市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照顾着等候在那里的顾客。最初祖母很严厉,甚至有一次因为差五个比索而拒绝了一位好顾客。几个月之后,她有了一些经验,索性允许用圣人的像章、家中的收藏品、订婚戒指,以及所有只要用牙一咬就可验明是金子的实物来付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祖母手里有了足够的钱。她买了一头驴子,开始四处游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好尽早收回那笔债务。驴身上捆着架子,祖母坐在架子上,埃伦蒂拉给祖母打着伞遮太阳。她们身后跟着四个印第安人,分别背着她们全部的财产:睡觉的席子,修复了的椅子,石膏的天使像和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箱子。那位摄影师骑着自行车远远跟着这支队伍,保持着一定距离,好像他是要去另一个集市似的。

    从火灾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祖母的生意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一天,她对埃伦蒂拉说:“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再有八年七个月零八天,你就可以还清那笔债务了。当然这一切不包括工资、印第安人的饭费和其他零星开支。”埃伦蒂拉跟在驴后面,又热又累,她对祖母的计算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她强忍着没哭出来。

    “我骨头都痛了,”埃伦蒂拉说。

    “睡一会儿吧。”

    “好的,祖母。”

    她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炎热的空气,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一辆满载着笼子的小卡车出现在远处的土中,吓得小羚羊四处奔逃。车上笼子里的叫声,在这沉闷的圣米盖尔礼拜日,好像是一清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车上的司机是一位胖的荷兰农场主,风吹雨淋的生活使他的皮变得很粗糙,松鼠色的小胡子不知是从他哪辈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儿子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正处在黄金时期的年。乌里塞斯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像钻石样亮,身材像天使一样苗条。一处游动的帐引起了这个荷兰人的注意,当地驻军的全体兵都在帐篷前排着队等候。他们坐在地上,一瓶酒传来传去地喝着,每人头上戴着扁桃枝编的帽圈,好像要准备参加一场战斗似的这个荷兰人用荷兰语问儿子:“那儿在卖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儿子毫不介意地回答他,“叫埃伦蒂拉。”“你怎么知道?”

    “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地区大家都知道,”乌里塞斯回答说。

    荷兰人在这个镇上的小旅馆前下了车。乌里塞斯在车上停了一会儿,他飞快地打开父亲放在座位上的公文包,取出一捆钞票,抽了几张塞进口袋,然后又把那捆钞票原样放好。当天夜里,等父亲睡着后,他从旅馆窗户爬了出去,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面排队。

    节日般的狂欢正进入高潮,那些醉醺醺的大兵,踩着这免费的音乐的节拍,跳着没有舞伴的独舞,摄影师用闪光灯拍夜相。祖母一边在经营着生意,一边数着裙子里的钞票。她把钞票分开捆好,整齐地放在一个大篮子里面。外面只剩下12个士兵了,但是下午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些平民顾客。乌里塞斯是最后一个。

    轮到一个面带忧伤的大兵时,祖母不仅不让他进去,而且还推开他的钱。

    “不,孩子,”祖母对他说,“你就是把摩尔人的全部黄金给我,也不让你进去。你的样子太可怕了。”这个外地的士兵感到惊讶,问道:“这是为什么?”“你染上了晦气。不看别的,从你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没有碰他,用手势让他离开,而给下一个士兵让路。

    “你进去,勇士,”祖母和气地对他说,“少呆一会儿,祖国正需要你。”这个士兵进去了,但是马上又出来了,因为埃伦蒂拉有话要跟祖母说。祖母挎起钱篮子进了帐篷。里面很狭窄,但很整齐干净。最里面,在一张麻布床上,埃伦蒂拉的身体不住地颤抖,她身上全是士兵的汗水,被折磨得又脏又累。

    她抽泣着说:“祖母,我快要死了。”祖母摸了摸她的前额,见她不发烧,就安慰地说:“就剩10个军人了。”埃伦蒂拉像一头陷入绝境的动物一样,低声地哭起来。祖母知道她不行了,就抚摸着她的头,让她静一静。

    “你太羸弱了。好了,别哭了!你用盐水好好洗一洗吧……”埃伦蒂拉安静下来。祖母走出帐篷,把钱还给那个正在等候的士兵,对他说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你明天再来,我让你第一个。”然后,她对排队的人喊道:“结束了,小伙子们。明天9点见。”士兵和平民们一边散掉,一边叫喊着,抗议着。祖母挥舞着手杖,一句不让地对他们喊道:“没头脑的!恶棍!你们尽想什么了,以为这女孩是铁打的。我倒想看看要是摊在你们身上会怎么样,色鬼!没教养的东西!”那些男人们用更难听的脏话回敬她。她不再回骂了,只是拿着手杖守在那里,直到小吃摊和彩票摊都拆了。她回帐篷时,发现了乌里塞斯孤身一人呆在漆黑的空地上,那儿先前是男人们排队的地方。他像一只兀鹫,立在半暗的夜色中,显得清清楚楚。

    “你把翅膀放到什么地方了?”祖母对他说。

    “我的祖父是有翅膀的,”乌里塞斯很坦然地回答她,“但谁都不相信。”祖母又仔细地看了看他,说道:“我相信。明天带着翅膀来,”说完,她进了帐篷,把乌里塞斯撇在那里。

    埃伦蒂拉洗完澡后觉得好受了一些。她换了一件绣花短衫,强忍着眼泪,擦干头发,准备躺下。祖母已经睡着了。

    乌里塞斯慢慢地在埃伦蒂拉床后探出头。

    埃伦蒂拉看见了那双明亮的眼睛,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巾擦脸,以为这是在做梦。当乌里塞斯第一次眨眼时,埃伦蒂拉低声问道:“你是谁?”乌里塞斯露出上半身说:“我叫乌里塞斯。”然后又拿出他从父亲那儿偷来的钱,补充说:“我带钱了。”埃伦蒂拉两手扶着床,凑近乌里塞斯的脸,继续跟他说话,就像在上小学时做游戏一样。

    “你得排队呀,”她说。

    “我等上一整夜。”

    “那你得等到明天。我现在觉得腰难受,好像被棍子打断了一样。”这时候,祖母又开始说梦话了。

    “从最后一次下雨到现在快20年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次暴风雨,大雨使海水倒灌,房子里全是鱼和蜗牛,你那已故的祖父老阿玛蒂斯看见一个闪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着。”乌里塞斯又藏在床后。埃伦蒂拉开心地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小心,别出声,不过她睡觉时总是这样,疯疯癫癫的,就是发生地震也别想震醒她。”乌里塞斯又探出身来。埃伦蒂拉用顽皮而又亲热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从床上撤下那条用过的床单。

    “过来!帮我换一下床单。”

    乌里塞斯从床后走出来,扯住床单的另一端。由于这条床单比床大很多,需要好长一会才能折叠起来。每叠一折,乌里塞斯就靠近埃伦蒂拉一些。

    他突然说道:“我一直很想见到你。大家都说你长得很美,你真是美极了。”“但是我快死了,”埃伦蒂拉说。

    “我母亲说:死在这偏僻荒凉地区的人不能升天堂,要死到大海里去,”乌里塞斯告诉她。

    埃伦蒂拉把那个脏床单放到一边,随后在床上又铺上另一条干净的熨过的床单。

    “我没见过海,”她说。

    “就像这荒凉的地区一样,但是有水,”乌里塞斯说。

    “那就不能行走了。”

    “我父亲认识一个能在水上走的人,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埃伦蒂拉很高兴,但是她困极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明天来得早,你就可以排头一个。”“天一亮我就要跟父亲走了。”

    “你们不再经过这里吗?”“谁知道什么时候,”乌里塞斯说,“现在我们是碰巧经过这里,因为我们在通往边境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埃伦蒂拉沉思了一会儿,瞥了一眼睡熟了的祖母,说道:“好吧,把钱给我。”乌里塞斯把钱递给她。埃伦蒂拉在床上躺下来,但是他却站在一边害怕得发抖,失去了勇气。埃伦蒂拉拉着他的手,催促他快一点,这时她才注意到他那忧伤的表情。她了解这种胆怯的心情。

    “是头一次?”埃伦蒂拉问他。

    乌里塞斯没做声,只是难为情地微笑了一下。埃伦蒂拉老练地对他说:“慢慢呼吸,一开始都是这样。”她让他躺在自己身边,一边替他脱衣服,一边使出她那女性的一切手段去抚慰他。

    “你叫什么名字?”

    “乌里塞斯。”

    “这是美国人的名字。”

    “不,是航海家的名字。”

    埃伦蒂拉像孩子一样吻他。

    “你看上去像金子一样,可却有花的味儿,”埃伦蒂拉说。

    “应当是橘子味儿,”乌里塞斯说。

    他已比先前镇静了好多,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又说道:“我们带着鸟是为了掩护,实际上我们是把橘子走私过国境。”“贩运橘子不算走私,”埃伦蒂拉说。

    “是的,橘子不算走私,”乌里塞斯说,“可这些橘子每只价值五万比索。”埃伦蒂拉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我最喜欢你在编谎话时的那股严肃劲儿。”埃伦蒂拉又变得像从前那样,话也多了,似乎乌里塞斯的天真不仅改变了她的心情,而且还改变了她的性格。祖母离他们很近,还在那里说梦话。

    “那是3月初的一天,他们把你带回家来。你像一条小蜥蜴,裹在棉花里。阿玛蒂斯,你的父亲,那时又年轻又漂亮,那天下午他是那样的高兴,派人去买了20马车的鲜花,沿街边喊边撒着花,直到整个小镇淹没在花海之中。”祖母的梦话说了有好几个小时,声音很大,充满激情。但是乌里塞斯没有听见,因为埃伦蒂拉是那样真情实意地爱抚着他,直到东方发白。

    一伙传教士高举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并肩站在荒野里。一阵不吉祥的疾风吹动了他们的麻布长衫和胡须,使他们站立不稳。他们身后是一所修道院,这是殖民时期的建筑,粗糙不平的石灰墙上有一个不大的钟。

    这伙人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他指着粘土地上的一道裂纹,喊道:“别过这道线!”四个印第安人抬着一顶木板轿子,轿上坐着祖母。他们听到喊声,停了下来。尽管她在轿上坐得很难受,又被这荒凉地区的尘土弄得精神不振,可依旧保持着她那高傲的派头。埃伦蒂拉步行。轿子后面是一行八个印第安人搬运夫,最后面是那位骑自行车的摄影师。

    “这荒凉地区并不属于哪个人的,”祖母说。

    “属于上帝,”传教士说,“而你又用你那伤风败俗的生意在破坏他神圣的宗旨。”祖母从传教士说话的音调和方式中听出他是西班牙人。为了既不让步,而又不丢面子,她婉转地说:“我不明白你们的玄妙,孩子。”

    那位传教士指着埃伦蒂拉说:“这个女孩年龄还太小。”

    “但是她是我的孙女。”

    “那就更不像话了,”那位传教士反驳道,“行行好,让我们来保护她吧,否则我们就采取别的措施。”祖母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只好作出了让步,说道:“好吧,不让过就不过,但是迟早我会过这道线的,你们看着吧。”在遇到那伙传教士三天之后,祖母和埃伦蒂拉在离修道院很近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当天夜里,几个黑影,偷偷地溜进了帐篷。他们是六个强壮而又年轻的印第安人,身着粗麻布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们用一块蚊帐布,不动声响地把埃伦蒂拉裹起来,像裹一条大鱼一样把她装在一个网子里。

    祖母为了营救孙女,她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提出控诉。只是当她所有的利益都遭到破坏后,她才向地方当局上诉。地方政府是由一个军人领导的。祖母在这个军人家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光着上身,正举枪朝炎热的天空中的一朵云彩射击,想打穿云朵使它降雨,他气愤地干着这徒劳的事。不过他还是停了一会儿,听完祖母的申诉,最后他说:“我无能为力,根据罗马教皇和政府间的协议,这些传教士有权保护这个女孩子直到成年,或到她结婚。”“那么,您镇长的责任呢?”祖母问道。

    “我的责任是使老天降雨,”镇长说。

    乌云飘走了,飘出了他的射程,他停止了这场徒劳的活动,同祖母攀谈起来。

    “您需要有个要人来为您担保,”他对祖母说,“得有一个人用一封签名信担保您品德良好。您不认识参议员奥·桑切斯吗?”阳光下,祖母坐在一张方凳上,那方凳刚好容下她那肥大的臀部,她郑重其事地回答道:“在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是一个孤独可怜的女人。”镇长眯起他那只因天热而睁不开的右眼,遗憾地望着她说:“人都带走了,您别再耽误时间了,夫人。”其实埃伦蒂拉并没有被带走。祖母把帐篷支在修道院的门前。她像一个准备围攻要塞的武士一样,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思考着。那位摄影师是最了解她的,见她在阳光下,眼睛盯着修道院,就用自行车驮上行李,准备独自走了。

    “看我们谁先死,”祖母说,“是他们,还是我。”“他们300年前就在这里了,而如今还在这里,”摄影师说,“我走了。”直到这时,祖母才看见那辆装载停当的自行车。

    “你到哪儿去?”

    “随风飘吧,反正世界大着呢!”摄影师说完,骑上车走了。

    祖母叹了口气:

    “没用的家伙,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她头也不回,眼睛还在盯着修道院。多少个炎热的白昼,多少个狂风四起的夜晚,祖母的眼睛一直没有偏离修道院的大门,可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出来。那些印第安人挨着她的帐篷搭了个草棚,在草棚里挂上了他们的吊床。但是祖母总是守到很晚,才在那把大椅子上打瞌睡,一边抱怨着,一边用口袋里的生米喂一头卧在她身旁的公牛。

    一天晚上,从她身边驶过一队卡车,车厢遮盖得严严实实,速度很慢,没开大灯,只开一些小灯。祖母突然认出了它们,这些卡车和从前阿玛蒂斯父子的卡车是一个样的。最后一辆车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从驾驶室走下来,整理了一下货箱。他长得很像阿玛蒂斯,头上戴一顶宽边帽,脚上穿着高筒靴子,两条子弹带交叉搭在胸前,背着一杆步枪,歪挎着两支手枪。祖母被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所吸引,向那个男人打招呼说:“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很不礼貌地用电筒照了照她看了一会儿她那张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憔悴的脸,她的两眼已疲倦得睁不开,显得十分苍老。尽管她目前的状况很不好,可从她的脸上还可以找得出当年一度为绝代佳人时留下的风韵。那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证实确不相识之后,便关掉电筒,说道:“我敢肯定,您不是圣德罗斯·里梅蒂奥丝。”“恰好相反,我正是那位夫人,”祖母以一种甜美的声调说。

    那人本能地把手放在手枪上。

    “谁的夫人?!”

    “阿玛蒂斯大公的夫人。”

    “那么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想干什么?”他紧张地问。

    “让你们帮我赎回我的孙女,阿玛蒂斯大公的孙女,我们的小阿玛蒂斯的女儿,她被关在这个修道院里。”那人不再害怕了,对她说道:“你算找错了门。如果你认为我们能管上帝的事,那你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也并不认识阿玛蒂斯父子,你连走私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这天清晨,祖母比往常睡得还要少。她嘴里抱怨着,扯过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这一夜的时间使她忘记了对往昔的回忆。可是那些梦呓即使是醒着也止不住想说,她不得不用手压住胸口,以免再回忆她那海边的家园,在那座满园鲜花的住宅里,她曾是那样的幸福。就这样一直呆到修道院的钟声敲响,窗户上闪现出清晨的朝阳,空气中飘荡着热面包的香味。直到这时,她的疲劳才消失,梦想着埃伦蒂拉在起床,在设法逃回到她身边来。

    恰恰相反,埃伦蒂拉自从被带到修道院后,每天夜里都睡得很好。他们用剪子把她的头发剪得一般长短,给她穿上囚犯穿的粗布衣,交给她一个石灰水桶和一把扫帚,让她只要有人踩过楼梯,就去擦干净。这活可不轻啊,因为传教士和干杂活的修女们不断地上下楼梯,可是对于度过了许久难以忍受的卖淫生活的埃伦蒂拉来说,却像是一个休息日一样。再说,到了晚上又不光是她一个人疲倦不堪,因为这座修道院不是专门对付魔鬼的,而是在同这偏僻荒凉地区作战。埃伦蒂拉见过那些印第安女信徒的劳动:在牛栏里挤牛奶;整天在木板上跳着压制奶酪;护理难产的母羊。她看见她们像制革工人一样,流着汗水,提着水桶,精心地浇灌菜园,这菜园是一些印第安女信徒在荒凉地区的硬地上开垦出来的。她见过那地狱般的面包炉和熨衣服的房间。她见过一个修女满院追一头猪,后来抓住了那头受惊的猪的耳朵,可人却滑倒了,虽然滚到泥坑里也没松开手。另外两个印第安女信徒用皮围裙帮她捆住猪,其中一个用一把杀猪刀割下了猪头,三个人都溅了一身血和烂泥。她见过在医院的那间隔离室里,那些患肺病的修女,身穿寿衣,一边绣着结婚用的床单,一边等待着上帝最后的召唤。那些男传教士都在这荒凉地区四处传教。埃伦蒂拉虽然每天只身一人,但她也逐渐发现一些奇妙而又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是她从前在她那一张床那么宽的世界里从来没想到过的。自从她被带进修道院以来,无论是那些性格粗野的,还是那些会说话的印第安女信徒,谁都没对她说过一句话。一天上午,她正在往桶里倒石灰,突然听到一阵乐曲声,那音乐好似在这光线暗淡的天地里射进一股最明亮的光。她被这奇妙的发现吸引住了,探出身子朝一间大厅望去,宽大的窗棂,大厅的墙上一无所有,6月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得大厅四壁生辉。大厅中央,一个她从不曾见过的漂亮的修女正在弹奏一首复活节圣曲。埃伦蒂拉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响起了午饭的钟声。饭后,她继续用刷子刷楼梯。等到所有的印第安女信徒不走楼梯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说出了她进修道院以后的第一句话,“我真幸福!”祖母的希望破灭了,埃伦蒂拉没有逃回她身边,但是她仍然紧缩着牢固的包围圈,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天,那些男传教士们正遍布整个荒凉地区,搜寻着未婚先孕的妇女,让她们出嫁。他们乘坐一辆陈旧的小卡车,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人员和一个大货箱到处奔走。在这种猎取印第安人的活动中,最难做的事情是说服那些女人,她们总是列举大量的事实为自己的圣洁辩护。她们说,男人们总是认为对合法的妻子有无上的权力,他们翘着腿躺在呆床里,让妻子干比情妇还要累得多的活。对这些宁愿做情妇的女人必须哄她们,诱导她们,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向她们讲清上帝的意志,这样可以使她们听起来不感到刺耳,最终她们都被说服了。对那些男人却相反,一旦女人同意了,就用枪托把他们从吊床里赶出来,捆在一辆货车上,强行让他们结婚。

    几天内,祖母看着满载怀孕的印第安姑娘的小卡车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修道院,但她却找不到机会进去。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才得到了这种机会。当鞭炮声和钟声响起时,她看见贫穷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去做节日弥撒,人群之中那些有了身孕的姑娘戴着新娘子的花环,胳臂上挎着不相识的丈夫去集体举行合法婚礼。

    在最后一批人中,走过一个情窦未开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他头长得像个葫芦,留着印第安人的发式,手里握着一根带丝带的大蜡烛。祖母叫住他,温和地问:“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在这个民间的盛会中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吓了一跳,他那张着的驴子般的大嘴好半天才合上,然后回答说:“神父们将让我先吃圣餐。”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5个比索。”祖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小伙子看呆了。

    “我给你20比索,但不是让你去吃头一次圣餐,而是让你结婚。”“跟谁呀?”

    “跟我的孙女。”就这样,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埃伦蒂拉身穿囚衣似的粗布长衫,头上包着一块印第安女信徒们送给她的三角头巾,跟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由祖母花钱买来的丈夫结了婚。她带着一种渺茫的希望跪在硝石地上,忍受着硝石刺痛的折磨,忍受着从那200个有身孕的新娘子身上传来的酒臭味,忍受着酷日下背诵埃皮斯托拉、圣巴甫洛拉丁文祷文的惩罚。因为传教士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反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婚礼。但是为了能把她留在修道院里,他们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尽管如此,婚礼一结束,当着那位用枪打云彩的军人镇长,当着用钱买来的新郎和残酷的祖母的面,人家问埃伦蒂拉最后的意愿和打算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走,”然后又指着丈夫声明:“但不是跟他走,我要跟我祖母走。”埃伦蒂拉又重新落入祖母的魔爪里,这只魔爪从她一出生就一直控制着她。

    乌里塞斯为了偷他父亲园子里的一个橘子,耽搁了一下午的时间。因为父亲一边修剪病树,一边在树上望着他,母亲也从家里监视着他。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至少今天是不行了。他没精打采地帮助父亲修剪完最后几棵橘子树。

    整个园子一片寂静,木板房子上的玻璃窗子闪着亮光。台阶上是个大花畦,里面种满了奇花异草。乌里塞斯的母亲呆在花畦里,坐在一个维也纳秋千上。为了减轻头疼,她在两侧鬓角上贴上两片湿树叶,她那纯印第安人的目光,像一道看不见的光一样,跟踪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橘园的最深处。她长得很美,年龄比丈夫小好多。她不仅仍旧穿着本部族的服装,而且还知道有关自己部族的最古老的秘密。

    乌里塞斯拿着修剪工具回屋时,母亲关照给她取片药。他把药放在近处一张小桌上,又走过去想给母亲倒杯水,可他的手一接触到杯子和水瓶,它们很快就变了颜色。他又故意碰了一下同杯子放在一起的一个大玻璃瓶,那玻璃瓶也变成了蓝色。正在吃药的母亲看见了,当她肯定这不是错觉时,就用瓜基拉语问他:“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打荒凉地区回来,”乌里塞斯也用瓜基拉语回答她,“只有碰玻璃东西时才这样。”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又一个接一个地摸了所有放在桌子上的杯子,结果所有的杯子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这种事只有陷入了情网才会发生,”母亲接着问,“她是谁?”乌里塞斯没有回答。父亲不懂瓜基拉语,这时拿着一些橘子走过花畦,用荷兰语问乌里塞斯:“你们在谈什么呢?”“没什么要紧事,”乌里塞斯回答说。

    母亲不懂荷兰语,等丈夫进屋之后,她用瓜基拉语问儿子:“他对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乌里塞斯说。

    父亲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母亲见就剩下他俩时,就问:“告诉我,她是谁?”

    “谁也不是,”乌里塞斯说。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因为他的心思是放在办公室里父亲的身上。方才他透过窗子看见父亲把一些橘子放在那个财宝箱上,准备做标记。他在偷偷监视着父亲,母亲也在监视着他。

    “你好长时间以来不吃面包了,”母亲说。

    “我不喜欢吃嘛。”

    母亲的脸突然变了色,厉声说道:“撒谎!你这是被女人害的,凡是有这种事的人都吃不下面包。”母亲用眼睛逼视着他继续说:“你应当告诉我她是谁,否则我就强行给你来几次洗浴。”办公室里,荷兰人打开财宝箱,把那些橘子放了进去,然后又把铁门锁好。乌里塞斯离开了窗子,不耐烦地对母亲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没有,要不相信,去问我爸爸好了。”父亲走出办公室,腋下挟着他那本开了线的圣经,点燃那只航海家惯用的烟斗。妻子用卡斯蒂亚语问他:“你们在荒凉地区遇见过什么人了吗?”“没有啊,”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回答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去问乌里塞斯好啦。”他坐在走廊里,吸完了那斗烟,然后翻开圣经,用荷兰语悠扬的语调吟诵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半夜里,乌里塞斯还在思念着埃伦蒂拉,久久不能入睡,在吊床里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极力想控制住那些痛苦的回忆,可最终这痛苦还是给了他决定性的力量。他穿上牛仔裤、格子衬衫、靴子,从窗户跳了出去,开着那辆装鸟用的小卡车从家里逃走了。穿过橘园时,他摘了三个熟橘子,这是他一下午想偷而没能偷到手的。

    整个后半夜,他都在这荒凉地区转悠着。天亮后,他挨个向镇子和庄园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最后人家告诉他:她跟随在参议员奥桑切斯的竞选团后面,这会儿参议员大概在新卡斯蒂亚镇。乌里塞斯赶到那里却没见着,而在下一个镇子才追上他们。但是埃伦蒂拉已不跟参议员走了,因为祖母已拿到参议员的亲笔信——就是那封参议员吹捧她的品德的信,有了这封信,她就可以在这荒凉地区大张旗鼓地干了。第三天,乌里塞斯遇见了邮差,从他口中知道了埃伦蒂拉的下落:“她们要到海边了,你快点吧,那老家伙是想过海去阿鲁瓦岛。”按照邮差所指点的方向,乌里塞斯开车整整跑了半天,终于远远看见了那座宽大破旧的帐篷,这帐篷是祖母从一个倒闭的马戏团手里买来的。那位流动摄影师又回到她身边,他已相信世界确实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大。他把背景布安放在大帐篷的旁边。一个小乐队在演奏着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为埃伦蒂拉招引顾客。

    乌里塞斯进了帐篷,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帐篷里十分整洁。祖母那张床又像总督夫人的床那样豪华了,天使的雕像跟阿玛蒂斯父子的骨灰箱放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带狮脚形腿的铝澡盆。埃伦蒂拉赤裸着身体,平静地躺在她的新床上,睁着两眼睡着了。帐篷顶射进一道光线。乌里塞斯手里拿着橘子,站在床边,见她无动于衷,便把手伸到她眼前,用自己为她起的名字呼唤她:“阿丽德内丽!”埃伦蒂拉醒了,觉察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乌里塞斯面前,吓得唉哟叫了一声,拉过床单,一直盖到头上,嘴里说着:“别看我,我太可怕了。”“你皮肤的颜色像橘子一般,你看,”说着,他把手里的橘子举到她的眼前让她看。

    埃伦蒂拉露出眼睛,看到那橘子确实和自己的颜色一样。

    “现在我不愿你留在这儿,你走吧,”埃伦蒂拉对他说。

    “我进来只想让你看看这个,你看。”他用指甲划开橘子皮,又用两只手掰开橘子,让埃伦蒂拉看里面,橘心里嵌着一块钻石。

    “这就是我们带到边境去的橘子。”“可这是没剥开过的橘子呀!”埃伦蒂拉惊讶地说道。

    “当然,这是我父亲种植的,”乌里塞斯微笑着说。

    埃伦蒂拉简直不能相信,她露出脸来,用手指捏起那块钻石,惊奇地观看着。

    “有三块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围着世界转一圈,”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灰心丧气地把那块钻石还给他。乌里塞斯又硬塞回给她。

    “另外我还有一辆小卡车,”他说,“另外……你看。”他从衬衫下抽出一把旧式手枪。

    “我10年之内不能走,”埃伦蒂拉说。

    “你要走,”乌里塞斯说,“今天晚上,等大白鲸鱼睡觉时,我在外面等你,我学猫头鹰的叫声做信号。”他学了一声猫头鹰叫,学得很像,埃伦蒂拉露出了笑意。

    “是我祖母。”

    “猫头鹰!”

    “鲸鱼。”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又收敛住笑容说:“没有祖母的允许,我不能走。”

    “你不必告诉她。”“无论怎样她都会知道的,”埃伦蒂拉说,“她会梦到这些事。”“等她开始梦见你走了时,我们早已出境了。我们就像走私犯那样越境……”乌里塞斯说。

    他学着电影里主角的样子,握着手枪,嘴里模仿着射击的声音,想以他的勇敢来鼓起埃伦蒂拉的勇气。埃伦蒂拉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但她的眼睛里闪出渴望的神情,她吻了一下乌里塞斯,便和他告别了。乌里塞斯很激动,他低声说道:“我们明天在船上相爱吧。”这天晚上,7点多钟,当又刮起那场曾给埃伦蒂拉带来不幸的飓风时,她正在给祖母梳头。那些印第安人搬运夫和乐队指挥站在一旁等着给他们发工资。祖母数完她身旁的一个盒子里的钞票,在一个账本上算了一下,然后交给印第安人中的领头的,对他说:“拿去,每星期20比索,除下8个比索的饭钱,3个比索的水钱,半个比索的新衬衫的磨损费,还剩8个半比索,数好。”印第安人领头的数好钱,说了声:谢谢白夫人。然后和其余几个印第安人一起鞠了个躬,退了出去。

    接着是乐队指挥走上前去。祖母看了一下账本,然后转过身,看着摄影师,他正在那里用古塔波胶贴照相机的遮光布,祖母对他说:“怎么样,你付不付四分之一的音乐费?”摄影师连头也不抬,回答说:

    “音乐又当不了照相。”“但是它能唤起人们对照像的兴趣,”祖母反驳说。

    “恰恰相反,”摄影师说,“音乐使他们回想起已故的亲人,结果照出的像都是闭着眼睛的。”乐队指挥插嘴说:“使人闭眼睛的不是音乐,那是夜里照相时闪光灯晃的。”“就是音乐搞的,”摄影师坚持说。

    祖母制止住他们的争论,对摄影师说:“你不要太贪得无厌,别忘了参议员奥·桑切斯给你的好处,多亏他带来了这些乐师,”她态度很强硬,“要么你就付钱,要么你就去单干,让可怜的小埃伦蒂拉承担这所有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走就走,”摄影师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个艺术家。”祖母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按着账本上的数字,给了乐队指挥一叠钞票,对他说:“254首曲子,每首半个比索,再加上星期天和集市日的32首,每首60分钱,总共是156比索零20分。”乐队指挥没有接钱,他对祖母说:“应当是182个比索40分,那些华尔兹舞曲的价钱要贵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曲子很悲伤。”祖母迫使他收起那些钱,对他说:“那么这个星期你给我演奏些快乐的曲子,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乐队指挥不明白她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不过他一边算着这笔糊涂账,一边收下了那笔钱。这时候,那股令人恐怖的飓风几乎把帐篷掀掉,在风过后瞬息的宁静中,传来几声猫头鹰悲凉的叫声。

    埃伦蒂拉为了遮掩自己的慌乱,不知做什么才好。她锁好了钱盒,藏在床底下,但在她把钥匙交给祖母的时候,祖母发现她的手在发抖,就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有风的夜晚总是有猫头鹰的。”祖母尽管这样说,可看见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准备离开时,还是有些胆怯,就对他说:“要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天亮,今天夜里死神被放出来啦。”摄影师也听到了那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喜欢你,”祖母又说。

    “那么我就不交音乐费了,”摄影师说。

    “啊,不,这不行!”

    “您看,您谁都不喜欢吧。”

    “那你就滚!混小子!”

    祖母感到受了莫大侮辱,直到埃伦蒂拉帮助她躺下,她还破口大骂摄影师:“狗杂种,他怎么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埃伦蒂拉没有心思理会她,因为风静的时候,猫头鹰正在紧迫地向她呼唤着,而她还在这儿犹豫不安。祖母躺下时还是按着以往的老规矩:让埃伦蒂拉给她扇风。她吩咐着:“你明天要早点起来,在人们到来之前给我烧好洗澡水。”“是的,祖母。”“抽空把那些印第安人的脏衣服洗了,这样下星期我们就可以再多扣他们点钱了。”“是的,祖母。”

    “要好好睡觉,别累着。明天是礼拜四,是这个礼拜里最长的一天。”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点食。”

    “是的,祖母。”

    她把扇子放在床头,在骨灰盒前点了两支蜡烛。祖母已经睡着了,可还给她下着那没用的命令。

    “别忘了给你爷爷和父亲点蜡。”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知道她不会再醒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帐篷外狂风怒吼,但是埃伦蒂拉这一次又没注意到这使她不幸的灾风。她本能地对自由的渴望战胜了祖母的咒语。远处又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她离开帐篷还没五步远,就碰见了摄影师,他正在往自行车的货架上捆行李,摄影师那表示支持的微笑使她镇静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摄影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付音乐费。”埃伦蒂拉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告别。然后朝田野里跑去,她下定决心,朝猫头鹰呼叫的地方跑去,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回,祖母立即报告了地方当局。当祖母把参议员的亲笔信展示在那位军人镇长眼前时,镇长立刻跳下吊床。乌里塞斯的父亲也等在门口。

    “见鬼,你怎么让我念信,我又不识字,”镇长喊叫着。

    “这是奥·桑切斯参议员的亲笔信,”祖母说。

    镇长二话没说,拿起放在吊床旁边的步枪,命令他的部下集合。五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跳上了一辆军用小面包车,朝边境方向驶去。一场大风把逃亡者的足迹刮得干干净净。镇长坐在司机旁边,后排座位上是乌里塞斯的父亲与埃伦蒂拉的祖母,其余每个座位上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宪兵。

    在一个村镇附近停着一队卡车,车厢上蒙着防雨布,躲在车厢里的人掀开雨布,用机枪和步枪向面包车瞄准。镇长问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看没看见一辆装鸟的农用小卡车。

    司机拉长声音回答说: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走私的。”镇长看见了那些乌黑的枪口,就微笑着举起胳臂朝他们喊道:“至少你们不好意思在大白天运行。”在最后一辆车的保险杠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想你,埃伦蒂拉。”他们越往北开,风势越大,空气也就越干燥,又热又呛,他们全都喘不过气来。

    祖母第一个发现了远处的摄影师,他正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头上围着一条手帕。

    “那个混小子是一个帮凶,”祖母指着摄影师的背影说。

    镇长命令一个宪兵下去抓住那个摄影师,他对宪兵说道:“你抓住他,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回来。”那个宪兵跳下车,向摄影师大声喊了两声,由于逆风,摄影师没听见。当面包车超过他时,祖母的表情令他困惑不解,还以为是在问候他,便微笑了一下,用手势向她表示再见。他没听见枪声,身子向前倾斜了一下,便死在那辆自行车上了。头被一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子弹打开了花。

    快到中午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羽毛。羽毛被风刮得到处飞扬。这是新的鸟毛,乌里塞斯的父亲认出这是他家的鸟身上的羽毛。司机对了一下方向,脚下踏足了油门,不到半个钟头,他们就远远望见了那辆小卡车。

    乌里塞斯从反光镜里看见后面出现了一辆军用面包车,他开足马力,想拉开距离,但是这辆车的功率有限,不能再快了。他们开了一夜车,没有睡觉,又累又渴。埃伦蒂拉靠在乌里塞斯的肩上打瞌睡,等到惊醒过来时,看见面包车就要追上他们了,就从枪套中拔出手枪。

    “没用了,这是弗兰西斯·德拉克,”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用手枪砸碎车窗玻璃,朝面包车开枪。军用面包车超过了卡车,拐了个急转弯,堵住了卡车的去路。

    “我算了解了这个最繁华的时代里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了许多年,就不会再去追究它的细枝末节了,”这是拉法埃尔·埃斯卡罗纳在一首歌中所揭示的一场悲剧的结束语。我觉得有必要把它讲出来。我在里奥阿加省各地兜售百科全书和医药书。阿·塞·萨姆蒂奥也在这一带抛售冰镇啤酒机,他用他的小卡车拉着我在这荒凉地区到处转,告诉我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说了不少废话,喝了很多啤酒,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才能走出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们到了边境,这儿有那座游动的爱情帐篷,亚麻布上写着大字:“埃伦蒂拉是最上等的,来呀!埃伦蒂拉在等待着你!没有埃伦蒂拉就不算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每条街上都有一处公开的赌场,每所房子都是小酒馆,每户人家都是逃亡者的避难所。音乐声和广告宣传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支使人神经错乱的交响曲。

    在这不分国籍的人群中,有位好人叫布拉加曼,他站在一张桌子上,让人给他一条真正的毒蛇,他好当场试验他发明的一种解毒药。还有一个因为没听父母的话而变成了蜘蛛的女孩,花半个比索就可以摸摸她,证明那不是骗人的,她还回答你所提出的有关她的遭遇的问题。一位算命先生在预言着星球上可怕的蝙蝠就要到来,那蝙蝠一呼吸,就会改变大自然的规律,会使海底的一切漂浮到水面上来。

    惟一安谧恬静的地方是教堂,到这儿来的都是那些厌恶城里噪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在这被遗弃了的大厅里打着呵欠,她们可以安然地坐在这里小憩一会儿,而不会有人来纠缠她们。她们在装有电风扇的天花板下面,静静地等待着星球蝙蝠的到来。突然,她们当中的一位站起身,朝临街的走廊走去,街上尽是埃伦蒂拉的慕求者,她对其他女人们高声说道:“看啊!她身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呢?”“一位参议员的亲笔信,”有人喊道。

    其他的女人被这喊声所吸引,也都来到走廊上。

    “15天来有那么多人来,每个人50比索,”其中一位妇女说。

    先头出来的那位妇女决心要弄个明白,她说:“我倒要去看看这宝贝女人,到底有什么值钱的地方。”“我也跟你去,”另一个女人说,“那里一定比这不要钱的地方好。”在半路上,又加入了另外一些妇女,当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时,已经集合了一大群女人。她们也不通报就闯了进去,用枕头打跑了那个已经付了钱的嫖客,然后把埃伦蒂拉连人带床抬到街上。

    “这是暴行!”祖母叫喊着,“无法无天的东西!女魔!”然后她又朝着排队的男人们叫,“你们这些草包,你们的勇气到哪里去了?能眼巴巴地看着让她们这样肆意欺负一个可怜的女孩吗?你们这些王八蛋!”祖母挥舞着手杖,分开众人,拼命地叫喊着。但是周围是一片喊叫声和嘲笑声,没人理睬她。

    埃伦蒂拉无法挣脱,因为自从她那次逃跑之后,祖母便用一条锁狗用的链子把她锁在床上。不过她们并没有伤害她,只是抬着她在最繁华的街道上示众,好像抬着一位锁着的忏悔者似的,最后把她放在广场中心。埃伦蒂拉弯曲着身体把脸藏起来,她并没有哭。就这样她呆在那广场的酷日下,咬着嘴唇,为那条倒霉的锁狗链子感到羞耻和气愤。后来有个人把一件衬衫盖在她身上。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情况。但是我听说她们在那座边境城市里,得到了公众力量的保护。一直到祖母的钱箱被胀破,她们才离开了这荒凉地区,朝海边方向走去。在那穷人的王国中从未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一长队的牛车,上面堆放着那场火灾后残存下来的东西,其中不仅有罗马帝王的半身像和珍贵的钟表,而且还有一架钢琴和一架带有许多唱片的手摇唱机。一些印第安人赶车,每当快进镇子时,乐队就奏起音乐,向人们宣布她们的胜利到来。

    祖母脖子上戴着纸做的花环坐在轿子上。在教堂的阴影下,嘴里吃着口袋里的食品。她的上身显得又胖了一些,因为在衣服里面她加了一件帆布背心,背心上像子弹带一样缝着很多金条。埃伦蒂拉坐在她旁边,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脚脖子上还是拴着那条锁狗的链子。

    “你不要发牢骚,”离开边境城市时,祖母对她说,“你有跟王后一样的衣服,一张华丽无比的床,一支自己的乐队,还有14个印第安人为你服务,你不觉得神气吗?”“是的,祖母。”祖母又说:“等我死后,你不用再侍候那些男人了,你将在一座大城市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你的生活将会很自由很幸福。”这一席话对从未考虑过自己前途的埃伦蒂拉可是一个新的远景。祖母不再提起那笔旧债的事,随着生意的进展,她对那笔旧债的印象早已淡漠了。尽管如此,埃伦蒂拉并没有流露出她的真实思想,她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祖母经常絮絮叨叨地在她面前讲述未来的前景,好像是她在扑克牌中看出来的似的。

    一天下午,走到一条闷热的峡谷尽头,她们感到一阵喜悦,她们听到了牙买加松鸡的叫声,心里不由得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是来到海边上了。

    祖母望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加勒比海,想到这荒凉地区半辈子生活的结束,叹了口气,说道:“那里有你的一切,你喜欢吗?”

    “是的,祖母。”她们支起了帐篷。祖母嘴里说个不停,不时地把对往昔的回忆同对未来的憧憬混杂在一起。这天夜里,她要比往常睡得安然,直到很晚才被海的波涛声惊醒。当埃伦蒂拉给她洗澡的时候,她还是没忘记跟埃伦蒂拉谈论那些未来的憧憬,她的话充满了狂热的激情,好像梦呓一样。

    “你将成为一位有尊严的女主人,”祖母对她说,“在你所保护的人们眼里,你将是一位受尊敬的贵夫人,将得到最高当局的倾心和尊重,那些军舰上的舰长们将从世界各个港口给你寄来明信片。”埃伦蒂拉没有听她说话。澡盆里的温水是从外面一条水管流进来的,里面泡着香草叶。她一边用瓢舀水浇在祖母身上,一边用另一只手打肥皂。祖母还在不停地絮叨着:“你家的名声将从安地列斯群岛传到荷兰国王那儿。你的家会比总统家还显赫,你要知道,在总统的家里都是讨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的。”忽然水管里的水没了,埃伦蒂拉出去看了看,原来是负责往水管里倒水的印第安人在劈木柴。

    “烧好了,需要凉一会儿,”印第安人说。

    埃伦蒂拉走到炉子前,炉子上有一口大锅,里面煮着香草叶。她用一块破布包住手,自己试着端起锅,然后对印第安人说:“你去吧,我来加水。”等到印第安人走出厨房,她从炉子上端起那锅开水,吃力地举到水管处。在她正准备把这致命的开水倒进去时,祖母在帐篷里喊她:“埃伦蒂拉。”她心里一惊,吓了一跳,好像被人发现了自己的动机似的,急忙回答:“祖母,我就来,我在凉水呢。”这天夜里,她很晚也睡不着,坐在床上思考着。祖母睡了,身上穿着那件装满金条的背心,睡梦中还在哼着小曲。埃伦蒂拉在床上,睁大了眼睛望着她,黑暗中那双眼睛像猫眼睛一样又圆又亮。她死人般的躺下了,两手合在胸前,用她全部的力量在心里叫道:“乌里塞斯!”乌里塞斯在橘子园的家里突然醒来,他清清楚楚听到埃伦蒂拉的声音,他看了看周围黑洞洞的房间,想了片刻,便抱起衣服鞋子,轻轻走出卧室,穿过台阶时,身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乌里塞斯看到月光下父亲那蓝色的身影,回答道:“走向世界。”“这一次我不阻拦你,”荷兰人说道,“但是我要对你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我的诅咒都会伴随着你。”“可能会是这样,”乌里塞斯说。

    父亲感到很惊奇,甚至为儿子的决定感到骄傲。他的目光随着儿子穿过橘园,渐渐地他微笑了。妻子用她那印第安美人的姿势站在丈夫的身后。等儿子关上园门后,丈夫对妻子说:“他会回来的,生活会无情地给他以打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你太粗心大意了,”妻子叹了一声,“他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回乌里塞斯不必向别人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了。他偷偷地搭上过路的卡车,穿过荒凉地区,饿了就偷些吃的随便吃一点,困了就找个避风处睡一会,他有时为了冒险取乐而故意偷东西,直到最后在海边一座城市找到了那熟悉的帐篷。这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到处是玻璃的建筑物。夜深了,一些军舰正在准备开往阿鲁瓦岛,码头上响起一片告别声。埃伦蒂拉被锁在床上,身体仍保持着那次呼唤乌里塞斯名字时的姿势睡着了。乌里塞斯默默地站在旁边,望着她,但没有叫醒她。不一会儿,埃伦蒂拉醒了,在黑暗中,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着,以从未有过的柔情蜜意,尽情地相爱着。

    在他们旁边,祖母在熟睡中翻了个身,又开始说梦话了:“在那条希腊船来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些使女人们幸福的疯子们,付给她们的不是钱,而是吸血虫,这些吸血虫后来在各家传开,搞得人们像医院里的病人一样整天呻吟,孩子们哭声不断。”她又翻动一下,在床上坐了起来,嘴里喊道:“正在这时候,我的上帝,他来了,他比阿玛蒂斯还要强壮魁伟。”最初乌里塞斯并没有注意到祖母的梦呓,当他看见祖母在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才急忙想藏起来,埃伦蒂拉按住他:“别动,她总是这样,每当说到这个地方都要坐起来,其实她并没有醒。”乌里塞斯又躺进了她的怀里。

    “这天夜里,我正在跟那些海员们唱歌,我以为是一次地震,”祖母继续说梦话,“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全都叫喊着逃到外面,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我一想起这些,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我在唱着当时的一支流行歌曲,连院子里的鹦鹉都在唱歌。”说着,她还哼起两句悲伤的歌词:“先生,请还给我过去的天真,为了重新享受你的初恋之情。”乌里塞斯这才注意到祖母在梦呓中对往昔的回忆。

    “他也在那儿,”祖母又说起来,“就像瓜塔拉尔到圭亚那时那样,背着一杆专打猛兽的大口径火枪,肩头立着一只金刚鹦鹉,英姿勃勃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围着世界转了有上千次,到过很多国家,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因此我有权对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傲慢,最殷勤,最漂亮的女人。”祖母又躺下去,在枕头上抽泣起来。乌里塞斯与埃伦蒂拉被沉睡中的祖母发出的一声长叹所惊动,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突然,埃伦蒂拉说:“你有胆量杀死她吗?”乌里塞斯吃了一惊,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就说:“不知道,你有胆量吗?”“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祖母。”乌里塞斯又看了一眼那沉睡着的庞大躯体,好像在测量一下她的生命力似的,最后下定了决心:“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干。”乌里塞斯买了一磅杀鼠药,把它跟奶酪和草莓果酱搅拌在一起,又把一个大蛋糕的馅抠出来,把搀了毒药的奶油果酱馅放了进去,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大块奶油,用勺子抹得不留一点痕迹,又在上面放了72根玫瑰丝。

    祖母坐在椅子上,看见乌里塞斯端着节日蛋糕走进帐篷,欠起身,挥舞着手杖,高声叫道:“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敢登这个门!”乌里塞斯把杀机藏在他那天使般的可爱的笑脸后面:“我今天是来请求您谅解的。今天是您老人家的生日。”祖母被他的谎话解除了戒备,让人布置好桌子,布置得像婚礼时的晚餐一样。她让乌里塞斯坐在自己的右边,埃伦蒂拉在一旁伺候着,她一口气吹灭了蜡烛,然后把蛋糕切成同样的几份,递给乌里塞斯一份。

    “一个人知道能承认错误,求得别人的宽恕,他就有了半个天下。我现在把这第一块给你,这可是幸福的一块。”乌里塞斯说:“我不喜欢吃甜食,您吃吧。”祖母又把另一块蛋糕递给埃伦蒂拉,她把那块蛋糕拿到厨房,扔到垃圾箱里。

    祖母自己把剩下的全都吃了。她一块块地塞进嘴里,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得非常高兴。她把自己盘子里的都吃光了,又把乌里塞斯不喜欢吃的那一份也拿过去吃了。她一边嚼着最后一口蛋糕,一边用手指把桌布上的碎屑捏起来放到嘴里。

    她吞下去的砒霜足够杀死一窝老鼠,可是她一直到半夜还照常弹琴唱歌,舒舒服服地躺下,睡得很坦然,惟一的新症状是呼吸时有点气闷。

    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观察着她的动静,发现她说梦话时,声音还像往常一样。

    “我又疯了!上帝,我又疯了!为了不让他进来,我在卧室的门上插了两道门闩,还把放唱机的桌子顶到门上,桌子上又堆上几把椅子,可他只用一枚戒指轻轻一击,这些壁垒就全垮了,椅子自己从桌子上掉下来,桌子和唱机自己离开了门,两道门闩也都不打自开了。”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惊奇地望着她,祖母的梦呓越发引人入胜了,声音也更加好听。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吓得我浑身汗淋淋的,在屋子里恳求他;一会求他打开门,一会儿又求他不要开门;求他进来,而又不要他进来;求他永远别走了,但又要他再也别来了;免得杀害他。”她这场戏剧道白式的讲述持续了几个小时,一直讲到他们最后一次同床的细枝末节,仿佛她在梦中又重新体验了一番似的。天快亮时,祖母在床上翻了个身,抽泣声打断了她的讲述。过了一会儿,她又叫着讲起来:“我替他预言将来,他笑了。我又替他算命,他又笑了。后来,他睁开他那吓人的眼睛,对我说:唉,女王!唉,女王!那声音好像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乌里塞斯被祖母这可怕的举动吓呆了,紧紧抓住埃伦蒂拉的手,狠狠地骂了一声:“老害人精!”这时外面已开始放亮了,时钟敲响了五下,埃伦蒂拉说:“你快走,她就要醒了。”“她还活着,比一头大象还壮实,这是怎么回事?”乌里塞斯惊叫起来。

    埃伦蒂拉失望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真没用,我看你什么人也杀不了。”乌里塞斯听了她的责备,又羞又恼,走出了帐篷。埃伦蒂拉仍然望着酣睡的祖母,心里充满了仇恨,为失败而感到恼火。天亮了,各种鸟儿欢叫起来。祖母睁开了眼睛,看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

    “让上帝解救你吧,孩子。”

    她惟一的变化是改变了一下日常生活的顺序。这天是礼拜三,但祖母却换了一套礼拜天的衣服,要埃伦蒂拉11点钟以前不要接客。埃伦蒂拉帮她把指甲染成石榴色,准备替她梳一个文雅华贵的发型。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想打扮自己。”埃伦蒂拉开始给她梳头,但是当梳子梳过头发时,梳齿上留下一缕头发,她吓了一跳,赶紧拿给祖母看。祖母看了一会儿,便用手指又捏了一缕头发,看能不能再扯下来,结果这缕也留在她手上。她把头发扔到地上,又试了一次,这次又扯下更大的一缕。于是她狂笑着,用两只手扯头发,然后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欢乐,把头发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去,直到把整个头扯得光秃秃的,好像一个丑陋无比的秃头怪。

    两个礼拜了,埃伦蒂拉一直没有乌里塞斯的消息。一天,她在看帐篷外面的番瓜广告,祖母头上带着昂贵的假发套,弹着钢琴,陶醉在昔日的回忆中。

    埃伦蒂拉听见祖母叫她,便走进帐篷,这时她才发现从琴箱里伸出来的导火索,延伸到草丛里。她顺着导火索朝乌里塞斯跑去,跟他一起藏在灌木丛中。两人忧心忡忡地看着那蓝色小火苗,顺着导火索燃了过去,穿过那段黑暗处,进了帐篷。

    “堵住耳朵!”乌里塞斯说。

    两个人都堵上了耳朵,然而却是多此一举。帐篷里只是闪了一下,冒出一股浓烟,并没有爆炸声。埃伦蒂拉跑进帐篷时,还以为祖母已经被炸死了,却只见她带着烧焦了的假发套,正在用一条破被单扑火。

    乌里塞斯趁着印第安人慌乱时溜掉了,那些印第安人被祖母颠三倒四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干什么好。他们总算是把火扑灭了,查点了一下,损失不小。

    “看来有人居心不良,”祖母说,“还好,琴弦没有炸坏。”为了找出这场灾祸的原因,祖母做了各种猜测,但是埃伦蒂拉坦然的回答和若无其事的样子,消除了她的怀疑。她在埃伦蒂拉的举动中找不到一点可疑的痕迹,更没有想到乌里塞斯的存在。直到黎明她还睁着眼睛,做各种推理设想,估计着这次的损失。她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当埃伦蒂拉给她脱下那件缝着金条的背心时,发现她肩膀和胸前都被火烧起来了水泡。埃伦蒂拉用蛋清给她抹着烧伤,祖母对她说:“难怪我昨天夜里睡觉一个劲地折腾,还做了一个怪梦。”说完,她努力回想梦中的情景,终于想起来了。

    “是一只孔雀停在一张白色的吊床上。”埃伦蒂拉听了大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常态,故意说:“这是一个好预兆,梦中的孔雀是长寿的象征。”“瞎说,我们又和当初一样了,还得从头开始,”祖母说。

    埃伦蒂拉没说什么,拿起满是绷带的托盘走出帐篷,只剩下祖母自己呆在那里,身上涂满了蛋清,头上搽着芥末粉。埃伦蒂拉在厨房里正往托盘里打鸡蛋,这时她发现锅台后面闪出乌里塞斯的眼睛,就像她第一次在床后看见的那样。她没有感到惊奇,没精打采地对他说:“你所取得的惟一的成绩是更加重了我的债务。”乌里塞斯的眼睛里充满了焦虑,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埃伦蒂拉,只见她聚精会神地在打鸡蛋,对他不屑一顾,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过了一会儿,乌里塞斯的眼睛又转动了,环视着厨房里的锅、葱头、盘子、切肉刀。他默默地走过去,拿起那把切肉刀。

    埃伦蒂拉还是不看他,但在他走出草棚时,她低声说:“小心,她已得到死讯了,她梦见了一只孔雀站在一张白色吊床上。”祖母看见乌里塞斯拎着一把刀进来,没用手杖撑着,就拼力站起身,伸出两臂惊叫:“孩子,你疯了。”乌里塞斯跳上前去,在她赤裸的前胸砍了一刀。祖母尖叫了一声,扑了上去,想用她那熊一般的手臂将他扑倒撕碎。

    “婊子养的”她嘴里骂着,“我发现你是一个叛逆的天使太晚了。”乌里塞斯挣脱出拿刀的手,又朝她胁下砍了一刀,她再也不能说话了。祖母又轻轻地哼了一声,拼命地抱住他。乌里塞斯毫不犹豫地又砍下了第三刀,一股血喷出来,溅了他一脸。这血像油一样,亮中透绿,好像薄荷蜜。

    埃伦蒂拉端着托盘出现在帐篷门口,观看着这场罪恶的搏斗。

    祖母那巨石般的躯体痛得直发抖,她紧紧地抱住乌里塞斯。她的胳臂,腿,直到那光头,全都被血染成了绿色,像破风箱一样呼呼直喘,剩下最后几口气了。

    乌里塞斯再次挣脱她,在她的腹部划了一刀,血水把两只脚也染成了绿色。祖母挣扎了几下,倒在地上。乌里塞斯从她那无力的胳臂中挣脱出来,紧接着,在她那倒在地上的躯体上又砍下最后一刀。

    这时,埃伦蒂拉把托盘放到桌子上,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当看到祖母已经确实死了的时候,她的表情突然一下变得老练了,这是她20年的不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变化。她以飞快的速度,扒下祖母身上缝有金条的背心,离开了帐篷。

    乌里塞斯呆坐在那具尸体旁,这场激烈的搏斗搞得他精疲力竭。他想擦一把脸,可越擦越脏,弄得到处都是油腻腻的绿血,好像从他的手指里流出来似的。直到看见埃伦蒂拉拿着金条背心走出去时,他才猛醒过来。

    他大声叫喊着埃伦蒂拉,但埃伦蒂拉没有回答。他爬到帐篷门口,只见埃伦蒂拉正沿着海边朝城市相反的方向跑去。于是,他一面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追了出去,一面声嘶力竭地叫着她,这叫声已不再是情人的声音,而是孩子般的呼唤。但是在这场独自杀死一个女人的搏斗中,他已耗尽了全部体力,再也爬不起来了。祖母的那几个印第安人赶了上来,把他嘴朝下按倒在海滩上,他胆怯而又孤独地哭了。

    埃伦蒂拉并没有听见他的哭声,她还在逆风跑着,跑得比鹿还快,这个世界上任何声音也不能使她停下来。她头也不回地向前奔去,跑过热气腾腾的硝石水潭,跑过那几座云母火山口,跑过别具一格的原始水上住宅区,直到这海洋自然景色结束,又进入了荒凉地区。她带着那件金条背心,迎着干辣辣的风沙,在那永不消失的黄昏中继续奔跑着。……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发现她最后遇难的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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