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白金岁月”最容易被我们选择性忽视的部分，却也是决定各行各业能否持久增长的关键环节。在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使命中，执政者、民族、道德、梦想，都显得焦躁不安，陷入了匆忙的、睡眼朦胧的新一轮竞速游戏。
事实上，这种时机并未到来。如果一个刚刚觉醒的社会能瞬间诞生顶级企业，那才是咄咄怪事。1978年正式开始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很显然，随着美国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
远方是一片充满诱惑的土地，在那里，有周成建和美邦的生命之星。
回想二十年前的政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先富起来。”2000年的时候，确实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的沿海地区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富裕的不止是从商者，拥有权力和资源的公权机构也变得富起来了，并且在几年后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和掌握最多财富的龙头老大。
2000年5月20日，在国家外经贸部谈判大楼二层大厅，石广生部长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共同签署了中欧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随后石广生说，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入世的所有双边谈判即将结束。
——杰克·凯鲁亚克
好在这条创业路最终还是被打开了。四年之后，当美邦最终将总部迁往上海，上海也没有辜负周成建对美邦“一线品牌”的苦心打造。今天上海什么店最多，观察者和普通市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服饰店。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百步之内必有，还不止一家。
在30年改革的历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区域经济作为主角竞相登场。由国家力量和地理区位共同决定的区域板块构成中国在不同阶段的产业重心。最开始的珠三角到后来的长三角，再到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以及今日的环渤海、新疆板块，政策信号与区域特定的资源优势，共同谋划着一场又一场区域开发的盛宴。
初夏，人们开始着迷于一部名为《切·格瓦拉》的话剧。理论家们借此重温理想主义式的浪漫革命情怀；城市中的年轻人，像是怕错过一场时装秀，纷纷涌入剧场，朝拜他们心中的“革命”。
不少人觉得当时的美邦在温州都不是老大，到上海面对的必然是功败垂成。而此时的周成建已经不是曾经的小裁缝，也不是企业刚成立时的小老板，他需要维系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在公司内部的巨大分歧下，他只得推迟了集团总公司迁往上海的决定。上海，成了一条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天路。
直到一年后，周成建的想法初步被证明是一种充满幸运的前瞻。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而在随后的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穿着中式对襟唐装集体亮相。中国唐装迅速流行。
2000年的美邦，面对的是这样的形势：企业在过去五年的发展中，无论产业还是公司自身的修炼，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在周成建眼里，接下去的路充满了未知的焦虑。一方面，外部环境面临复杂的变革，服装行业的反复波动始终缺乏稳定的明朗的增长趋势（实质上，深处中国改革中的任何一个行业都面临相同问题）；另一方面，美邦的架构和人力资源、商业模式需要更清晰的方向。
在做生意的一买一卖之间，总有一种情愫能够激发人的灵感和梦想。这就是对于改变和上升状态的向往。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双双上升，特别是国内市场升级转型的条件下，产业规模继续扩大。
相对于上海人的那种带有莫大讽刺意味的优越感（在日益拉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和不合理的制度作祟下，中国一线大城市居民的身份优越感如出一辙），上海服饰的名气更胜一筹。十九世纪中叶，即上海开埠，后几经演进，声名远扬。时至今日，世界著名品牌服装的三分之一在上海生产；被称为“金三角”的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有国际知名品牌1200个；上海服装行业总产值中，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占三分之二……
相对明朗的是，上海对于服装业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清楚地知晓，当时美邦总部在迁往上海计划遭致激烈反对的具体原因。
这种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这年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
上海市政府也将服装服饰业列为都市型、标志性工业加以扶持，并提出把上海打造成国际第六时尚之都的战略目标；上海每年春季的国际服装文化节、秋季的时装周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
然而，上海对于服饰行业而言，也存在硬伤。一是上海原有的商业名牌规模小、产量低，知名度、影响力逐渐消失，工业名牌大都为国外品牌加工，企业自主品牌发展不大；二是上海企业缺少资金注入，设备和工艺更新不如广东、浙江和江苏，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三是上海企业信息化管理总体水平还较低，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服装业在出口方面也迎来了高涨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极大乐观，这让一些中国品牌把专卖店开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甚至欧美。但是无序的竞争带来了议价能力的下降，出口加工型企业销售利润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
在愤懑情绪已经进入封闭空间的时候，这种修补显得过于温和，而对明天的透支则毫无节制、不惜一切地开展着。中国的高层忙碌地平息着各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转型期日益“丰饶”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局面开始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号。
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21年前提出的小康目标。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原来，这就是小康？政府的解释是，总体达到了，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一位老教授无奈地对学生们说：“统计数据一平均，就把所有问题都抹杀掉了。”
对于服装业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行业的技术在改造升级，以品牌为核心向纵深发展，开启了产业二次大规模更新换代。在信息化、自动化、科技化的技术改造中，中国服装行业踏入了由“理念”和“资本”共同构筑的甜蜜旅行。
这些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后来，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要走完“通往上海的长路”，最终实现这个甚至可称之为“夙愿”的搬迁，困难重重，周成建归因于时机不成熟。实际上，如果按照周成建以往的性格，美邦总部去哪里并非不可定夺之事。但此时的美邦，面临的不仅是总部搬迁这样单一的决定。周成建本人也不愿意陷入贸然改变的仓促境地。即便如此，变动的种子已经播下，一旦万事俱备，改变就不可避免了。
如此繁华的舞台让周成建动了心。就在2000年，他几乎没有先兆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公司总部从温州迁往上海。
有良知的学者们指出，我们的问题出在制度层面，是近二十年的改革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忽视制度的公平性导致的结果。
很多服装设计师，甚至是美邦的设计师，后来都聚集在这里，做自己的品牌。原为美特斯邦威的首席设计师的高欣，就在美邦迁往上海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他的合伙人也来自于美特斯邦威。
此时，出口随着中国入世成了一道通往天堂的路，并最终成了时至今日的所谓“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驾驱动中国经济的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研究员路爱国所说：“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上海理所当然成了所有想在中国有所作为的商家必争之地。大批国际品牌也选择了上海作为其在中国市场的首个“登陆”地点，其商业的成熟与发达在“渠道成为先导”的时代，对于品牌的塑造至关重要。随着这种共识日益普及，上海市场的品牌竞争也在持续加剧，如果企业将上海作为一种选择，无疑在昭示自身的战略布局。
“迁都”上海暂时搁浅，但是上海分公司和温州总部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很多追随周成建创业的高层都离开了。周成建回忆这段痛苦的蜕变时说，压力很大，想到这些创业伙伴纷纷离开，常常夜半垂泪。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成建希望寻求到更可靠的外部环境和全新的创业氛围。一线城市具备这种硬件条件，而创业意向则需要通过企业重组来完成。进军上海可以实现外部环境的转变，而股份制改造则可以带领美邦步入新的创业方向。
上海这座城市，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开始，被卷入了一场浮华喧腾的国际化飓风，当整个中国依旧在农业社会和动荡局势下自给自足的时候，上海悄悄变成了西方化的十里洋场。这种明目张胆的主权羞辱却给上海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生机。城市的面貌日益工业化，人们将此地作为寻金的天堂。
任何歌舞升平的年代，都会有令人心碎的细节。这个所谓的“白金岁月”，显然也无法免俗。服装行业面临新的增长机遇，而国内环境也在一片新的愁容下进行着意义深远的变化。
这样的情绪并非偶然。对于美邦而言，过去的十年时光，成了美好的回忆。新的十年，又会带给美邦什么样的光景？步入新世纪之后，周成建也开始酝酿新的变革。
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蛰伏于温州的策略在他看来，似乎进入无法言说的境遇。也许持续下去，美邦会成为区域内的休闲服老大，但“不走寻常路”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就像周成建自己所说：“我们要在企业的第二个十年里……将美特斯邦威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就是我们的二次创业。”
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对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新世界城、第一八佰伴等八家大型商场1795个品牌做过分析，如果不特别执著世界知名品牌，上海可以说是服饰的购物天堂：花同样的钱，在上海能将自己打扮得更时尚。很多国内外游客到上海，都喜欢去逛那几条著名的商业街。
然而，所有人大概都忘了那条政策的后半句：“带动落后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实情况是，一种渐渐趋于失控的“马太效应”正在显现。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大城市在推行信息化，进入E时代；而在西南深山，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某些权贵醉生梦死，底层劳工艰难度日。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在想，1978年和1992年，邓小平是如何凭借一人之力将一个国家带入既定轨道的。
生命是神圣的……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另一方面，外部对中国“入世”的预期也将国际服装界的目光引到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投资和订单。
客观地说，上海的休闲服饰在2000年以后也像坐上了磁悬浮列车，高歌猛进。上海时装商厦的负责人们声称，商厦将销得不错的职业装移至二楼，一楼差不多全给了休闲服饰，满目绚烂的休闲服饰似乎诉说着上海服装业的新故事。
尽管在2000年末，由周成建控股的温州集团总公司和邦威服饰注资成立，实现了企业自身的新蜕变，但进军上海却遭到了公司高层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令服装从业者感到兴奋的事件并未改变美邦的任何细节，而企业内部矛盾的化解也并非一日之功。去上海，在某种程度上若即若离，看上去，这是一个触手可及又无能为力的愿望。他从未如此深重地意识到企业在战略上的困境，他希望改变，但改变的阻力和现实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由此，不难体会当初周成建一心向上海却暂不可得的焦虑。除了产业布局，上海对美邦的吸引还在于时尚、现代的城市设计意味。以一个市场细节为例，有人说要在上海做服装，就不该忽视长乐路上的设计师。这条与淮海东路平行的马路目前聚集了众多代表休闲先锋的潮流品牌。许多人说长乐路已经有一些像纽约的SOhO区和东京的里原宿。
从2000年开始，此后的八年间，中国服装总产量比过去提高了3倍。显然，中国服装行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有人称之为“白金岁月”。
对于美邦，这些需要修补的缺陷，既是一种无形的挑战，也是深具诱惑的原野。
白金岁月
这种说法带有戏剧化演绎的色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比他略带戏谑的口吻要严重的多。
整个世界以更彻底的姿态渐渐融为一体，中国已经从又一次梦靥中渐渐醒来。
通往上海的长路
在此期间，美邦的生命力也在延续着强势增长的速度。这种速度甚至令周成建一度产生错觉——美邦将很快迎来前所未有的巅峰，而他本人需要用一场壮举为此欢庆。
任何扩大的时代，都伴随着急功近利的危险。这成了所有历史事件中无法幸免的情节。就在一片利好的同时，服装业自身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过快增长中，同质化问题造成了中低档产品严重过剩，而高端领域呈现不足的现象。
在这种视野中观察，中国整体的迈进和服装行业的发展，确实以超出预料的速度在运转。
但是从更久远的角度来看待，有的区域，却因为特定的条件，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上海就是其中之一。
同时，服装品牌化发展迅猛，也带来竞争加剧，从而造成库存等问题，在“白金岁月”的中期，中国服装行业开始反思产能问题，产量增幅明显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