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夏天里的一把火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德文吴比 本章:第八章 夏天里的一把火

    每当人类看不清前路时,往往喜欢回溯历史,在时间纵轴上定位当下的处境。

    放纵的代价

    2001年2月18日,温州人兴致盎然地带着温州鞋走进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实话实说》。本期节目的话题叫:“新鞋子旧鞋子”。

    这该是温州鞋名扬中国的一次最好的契机。残酷的是,当着千万电视观众,温州人像是坐在了“被告席”。他们得到的不是主持人崔永元的褒奖,而是话里藏针的讽刺: 崔永元: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皮鞋每年有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脚下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

    观众甲: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甲: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温州鞋走,后来,人还在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

    观众乙:我这鞋是上海的。温州鞋我没穿过。听说温州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

    崔永元: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丙:穿过。就是不好,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

    崔永元: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丙:再买就傻了。

    ……

    到现场的温州人有王振滔,面对主持人的“挑衅”和观众的指责他尴尬而欲言又止。

    节目播出,面对汗颜、震惊、且耿耿于怀的温州人,崔永元说:“我去过温州,也穿过温州的坏鞋。十几家单位组成中央记者团到温州采访,每人发一双鞋,特好看。我的鞋是第3天坏的,其他人没多久也都坏了,没一个穿出温州。直到做节目前,我对温州鞋还是这个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温州也没其他什么好东西。”事后,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两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请神容易送神难。”武高汉说:“温州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放纵付出长久的代价。”

    这次温州鞋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吗?

    假如记忆足够深刻,14年前的夏天,那把火带给温州人的触目惊心理应阴云未散。

    温州制鞋自古皆有传统。明清时期,“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黏胶皮,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制造者均为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全市皮鞋产量2400万双,占全国一成。

    只要是非政府主导的市场热点从来都有温州的参与。而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温州鞋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1986年,温州来福门从几家鞋店快速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皮鞋专业市场。四面八方的商人小贩云集此地,长期包住旅馆,各大小皮鞋作坊生产的皮鞋都被他们收购。从来福门出发,收购的温州鞋被肩挑背扛,运往全国各地。

    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个个赚得钵满盆满,每个温州人都想挤进队伍。这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吉尔达鞋业已故董事长余阿寿、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浙江莱丽斯鞋业董事长诸建平等企业家腾笼换鸟,迅速壮大。

    低层次的价格血拼、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复制,把单纯盈利当作经营目的,温州鞋如脱缰野马般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过后,泡沫终被“吹炸”。很快有人发现上了温州鞋的当。投诉的声音愈来愈高,讨伐者无不义愤填膺。

    温州市长三天两头会收到莫名其妙的邮包,里面是一双双温州产的破皮鞋。《经济日报》也不知用多少版面刊登读者来信,几乎全是指责温州鞋“是糨糊黏起来的,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的责骂铺天盖地。各城市开始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东北一些大商场门口甚至贴出这样的告示: 对温州鞋质量投诉,本地消费者协会不予受理。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

    杭州武林门广场,一场大火将5000多双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温州鞋烧成灰烬。导火索,据说源自商业部部长胡平的女儿在武汉商场买了一双新皮鞋。一天后鞋底脱胶。女儿的抱怨让主管商业的部长胡平大发雷霆。新华社记者报道此事,商业系统的打假活动拉开序幕。

    这是一次地震般的袭击,事态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直接导致温州制造危机蔓延,信誉崩溃。八月之后,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和残次手表……纷纷在镁光灯下原形毕露。永嘉瓯北一个小镇,甚至因假冒伪劣问题被各地媒体曝光5000多次。

    温州人累积的声誉须臾间被打得七零八落,温州货声名狼藉。以至于多年后,朱镕基考察山西太原商贸城,当陪同人员告之商贸城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由温州人操办的,跨出车门的朱总理脱口而出:“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紧接着,饶有兴致的朱镕基向众人讲述了一则插曲: 他率团访问日本。隆重的国宴上,随同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肚子一胀,“啪”的一声撑断了皮带。皮带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温州”。那位官员惊出一身冷汗。

    温州鞋臭名远扬,而为之辩护者也不在少数,海螺集团的邵奇星便是其中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时,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当着李瑞环的面阐释他的理论逻辑。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样品室,拿起一双皮鞋里外摁摁、拧拧: 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作答:“产品质量肯定要保证。不过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听完邵的回答,李瑞环沉吟片刻:“我大概听懂了你的意思。”然后,再也不语。

    邵奇星的理论仿佛道出事实而能自圆其说,可那终归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与之前摇摆不定的政策倾斜相比,这场事关质量的拷问所造成的冲击显得更为沉重和深远。在质量上栽了跟头,对每个温州人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洗刷的耻辱。温州经济,迎来了政策之外的致命挑战。温州鞋四面楚歌,如过街老鼠。许多制鞋企业应声倒闭,勉强存活的,则改换门庭打出上海牌、广东牌,做贴牌销售。

    武汉电视台一则报道——《武汉市民脚踏30万温州纸皮鞋》,拉开了湖北省大清洗温州鞋的序幕。一天傍晚,工商局执法队员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由,查抄了王振滔柜台里价值20多万元的货。他根本阻止不了,即使不断声称“皮鞋是真材实料”。

    让王振滔愤慨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在长江边租了条船,以5元一双的低价,限量人均一双处理他代理的温州鞋。销售现场,武汉市民的队伍从码头一直延伸到市区的公路上,场面几近失控。痛心不已的他怨气难平: 我的鞋是假冒伪劣,那么可以集中销毁,但公开销售,说明鞋没有问题。他与工商部门打起了“民告官”的官司。经过半年的行政诉讼,王振滔获得2000元的赔偿,相当于损失总额的1%。

    无妄之灾让王振滔两年的积累损失殆尽。

    从头再来,温州鞋人人喊打,偌大的市场已无立锥之地。他萌生了自建皮鞋厂的想法。筹集3万元资金,以住房为厂房,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精心做鞋。

    当时全国正在申办奥运会,王振滔将企业命名为“永嘉县奥林皮鞋厂”,意为: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艰苦创业。他注册商标时,被告知“奥林”属国际公有,不能作为企业商标进行注册。工商人员提出建议: 不如将“奥林”改为“奥康”,即发扬奥运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一批皮鞋问世,王振滔带着皮鞋重返武汉。一连半个月,皮鞋无人问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柜台前贴出告示称,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在保质期6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做大,他将永远免费穿奥康皮鞋。

    温州鞋在“假冒伪劣皮鞋”的清理门户声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滔却用奥康为温州皮鞋重见天日凿开了一条细缝。这桩离奇的新闻,传播出去后引来武汉媒体争相报道,奥康无意间名声大振,4000双皮鞋,10天内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

    温州,这扇无法躲避八面来风的窗口,总会带来错综复杂的思考。透过大火,是温州制造在金钱的炼狱中翻滚重铸,在阵痛中洗礼、召唤、蜕变与塑就。这也便是温州鞋先抑后扬的路径。后来,在与崔永元对话中,王振滔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这把火,就没有最初的逆风起航。”

    知耻后勇

    不管怎么辩解,武林广场的那把火都是温州人心中的刺痛。每每谈及此,他们目光躲闪,声调都会降低半截。

    一片嘘声中,温州各界加入了“质量”兴温州的卧薪尝胆。市委、市政府对假冒伪劣实行了严厉的釜底抽薪。他们在全国最先树起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大旗,制定出全国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他们强调: 各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如出现面大量广的质量问题,将追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主要负责人的共同责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查获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逐出业主队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大火也推动了“温州制造”从杂乱无章的绿林军向正规军迈进。有一大堆资料证明温州人知耻而后勇的成效,最醒目的当属郑秀康的“康奈”入选中国驰名商标。

    有据可考,郑秀康是最早萌发商标意识的温州商人之一。就在大火燃烧那天,距离他成立鸿盛皮鞋厂、注册鸿盛商标已经整整三年。鸿盛皮鞋很快打进了杭州、上海皮鞋市场。

    大火过后,上海商场都撤下鸿盛皮鞋。一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郑秀康:“不是你的鞋不好,而是你的出身不好,现在谁还敢要温州鞋?”鸿盛皮鞋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痛定思痛,郑秀康第一次奋力抬头寻找方向。

    “什么时候温州鞋敢打‘温州制造’,温州鞋就彻底翻身。”郑秀康开始走访调研全国的市场。然而,一抬头,他看到了温州鞋的差距。他找人托关系,来到意大利,亲眼看着一双双工艺精湛的皮鞋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他震惊了。

    在温州鞋处于最低谷时,郑秀康“自寻死路”,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酝酿机械化生产皮鞋。他和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淼,把商标名称定为“康奈”,取意为“健康发展,其奈我何”——只要我们好好做生意,别人对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人头像商标,希望温州人将头抬起来。

    依靠手工作坊积累的原始资金,在一条100多万元的机械化生产流水线前显得杯水车薪。郑秀康说动亲朋好友。他们没有现金,只有将家里的房产、地契交到了郑秀康手里,“摞起来足足有一尺厚”。

    这是一群人破釜沉舟的举动,而举动的回报是:

    1993年,郑秀康在央视上打广告: 穿康奈,好气派。温州人多不理解。结果,竞争者的孩子回家都念康奈的广告。这些老板气得打孩子的耳光。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广告在创牌中的作用。

    同年下半年,北京王府井、西单商场,上海第一百货等打出横幅,欢迎中国十大鞋王进店。康奈成为第一家进驻全国商场的温州皮鞋;

    1996年,康奈为温州鞋获取了第一个“真皮鞋王”的桂冠;

    1999年,康奈获得浙江鞋业第一块“中国驰名商标”的金牌;

    2001年,康奈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开专卖店。《经济日报》发表专题报道: 康奈品牌在法国巴黎叫响;

    2001年6月,郑秀康亲赴意大利罗马为康奈专卖店剪彩……

    大火烧尽了一些人的信心,也点燃了一些人的勇气。事件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温州人除了王振滔与郑秀康,还有想找回温州制造辉煌的吴志泽。

    温州诸多民营企业家创业的经历惊人雷同。不知纯属巧合还是定律使然?尽管如此,那种几乎来自复制的记忆与感受依然让人感慨不已。而吴志泽最初的创业故事就与温州最常见的版本如出一辙。

    吴志泽高中毕业,同大多数温州人一起,靠着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80年,温州涌现出几万家服装个体户和服装作坊,全国服装商人都奔向温州。吴志泽和做服装出身的弟弟趁势加入服装大军。温州服装企业密密麻麻,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作坊。兄弟两人边累积财富,边招收工人,小作坊逐步变成工厂。

    与温州其他服装作坊和工厂不同,吴志泽起步就高人一等。他并不局限于将眼光放在简单的成衣制作上,而是品出了服装的品牌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标概念模糊而微弱。哪怕是在温州,几乎所有的服装企业都是自己生产,仿或者直接盗用外国人的商标。因为自己没有商标,什么流行温州人就挂什么服装的牌子。于是,大家都生产梦特娇、啄木鸟、鳄鱼。他们对这些品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比如知道梦特娇就是一朵花而已的地步。

    1987年,国家成立工商局,对知识产权市场进行规范。这触动了吴志泽的神经。他下意识觉得也应该有自己的商标,“人家可以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我也注册一个”。出于本能的想法,吴志泽在温州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当地第一个服装商标——嘉利士。

    商标注册的效果立竿见影。

    在武汉,由于“武林门大火”,对温州产品管理严格起来。但凡没有商标的服装全被清理出了武汉,嘉利士“因祸得福”占据了武汉整个属于温州服装的市场份额。

    条条大道

    “属虎的上山,属龙的下海”,这是1987年初流行于湖北的一句口号;“八闽齐念‘山海经’,向绿(山)蓝(海)两大‘银行’要财富”,这是年中福建提出的战略;“当晚划定,半夜就干”,这是1987年广东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罕有的快节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种对空间的开拓渴望,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源于简单空间占有欲望的推动,带着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恰在这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带动起来,一经与市场结合,便由一般的空间扩张,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性生产。这种新的趋势,在市场开放得较早、发育较为充分的东南部沿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可惜,一场大火给了蓄势待发的温州致命的打击,尤其给那些想要寻求突破的温州人平白增添了无形而厚重的障碍。很多人隐姓埋名,刻意淡化温州痕迹,远走他乡。这是无奈之举,也是求生的策略。

    罗云远去了武汉,计划卖鞋和服装的他不得不临时做起了五金生意。他依靠温州货源优势,从亲戚朋友那里赊货批发。可他不敢打出温州货的招牌,而且进来的货,罗云远总是低于进价卖。进价7毛的灯泡,卖6毛8,从而招揽了一批客源。

    一年下来,罗云远赔了两三万元,但客户却增长很快。同时,他先从厂家拿货,然后再付钱给厂家,资金周转也非常灵活。大火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消除,罗云远调整了策略,说服了老客户,把价格提到正常水平。

    离开温州的还有黄良明,目的地是重庆。

    为了立足重庆,做眼镜生意的黄良明出门一般都揣着两包烟,一包是4块多的红塔山,用来招待他人;另一包是自己抽的1块多的山城。正是借助这4元一包的红塔山,他疏通了人脉,也占领了市场。

    温州人自豪地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罗云远、黄良明异乡谋生,折射出温州人“随岸赋形”的灵动与韧性。大火让温州的财源元气大伤,与其拘泥于方寸之间,留下来束手束脚,不如走出去换种方式为温州正名。

    假如没有这场大火,1987年理应是温州私营经济动力强劲、突飞猛进的一年。在势如破竹的官方力量及坚忍不拔的民间势力的推动下,中国民营经济环境越来越趋向坦途。天堂的大门正徐徐打开。

    逃不开的争议

    最可笑的事情同样也在这年发生。

    温州小五金市场,硝烟四起。烽火连天时,有人标新立异。瓯海娄桥个体企业曙光五金厂,为了提高身价,擅自更名为“温州市娄桥曙光五金厂”。有意思的是,五金厂印了2000份《告客户书》,详细开列了“有奖订货”名目,陆续发给北京、河北、山东等省市的纺织、机械行业的一些小厂,拉拢客户,推销产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奖促销简直司空见惯。倒霉的是,那时人的思想是多么的保守、迂腐与呆板,就连一向脑袋活络的温州人也跳不出思维局限的圈子。

    曙光五金厂的“创新之举”未能得到外界认可。《经济日报》闻风而动,一篇批评文章标题醒目:“靠金钱拉客户终非正道凭信誉办企业才是根本”。瓯海县长陈荣看到公开稿后,当天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宣布: 吊销该厂的营业执照,全县通报,加强对个体工商企业的管理工作,坚决取缔非法经营,引导他们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此之后,《经济日报》又登文表示: 本报2月18日批评浙江瓯海县娄桥曙光五金厂搞“有奖订货”后,各地反应强烈。不少读者给本报写信肯定这一报道,有的还寄来材料,希望报纸对那些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继续予以揭露和批评。不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做法,在我们国家是不许可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端正经营思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才能获得发展,歪门邪道是走不通的。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像瓯海区人民政府那样,对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理。温州每一寸进步、每一个冲破即有藩篱的尝试,即使只是营销上的小小变通,在特殊时代也会被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第一个迈出变革步伐的人,总是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接受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但无论成败,先行者都为打破思想的牢笼凿开了一条缝。一旦裂缝开了,就会放进满屋子的阳光。

    从最初的起点到而今的落点,如果我们跳跃式地扫视温州民营经济的昨天和今天,就会发现最值得还原与审视的,应当是中间那段跋涉的历程。而之所以说这一年的温州的天要比以往明朗,完全在于挂户经营政策的出台。

    放在今天,也许根本无法领略到当初决策者的英明。而在那时,这项政策是多么的伟大。

    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可民营企业不但生产经营受种种限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温州家庭作坊风起云涌时,具体而迫切的困难摆在他们的面前,概括起来有四难: 第一难,供销员走遍全国,出门必须携带证件,但他们不是任何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到哪领取证件?第二难,走到外地住旅店,既无介绍信,又没工作证,如何住店?第三难,做成生意不能不开发票,发票从哪来?公章由谁盖?第四难,做成生意之后,对方汇款,银行账号哪来?

    与之相比,国营与集体企业相当抢手。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营企业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大树乘凉!黯淡很久的民营企业家们,虽不至于再彷徨不可终日,但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社会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有方式可以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是新旧两重天。

    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权宜之计悄然在温州诞生: 私营企业找国营或集体单位挂靠。此举一出,为经营者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当端端正正的“红帽子”戴在头上,福祸由此而生。管理学家艾学蛟在《生死劫》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此举的:“好看好用的红帽子是烧红的炭火,在民营企业不受认可的漫漫长冬,它雪中送炭;但炭架得并不牢固,稍有不慎,就会火盆倾倒,烫热的火炭会滚落到取暖者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1987年,柳市发生了一件经济案件案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经济日报》1987年11月19日《一起引人注目的贪污案——温州地区乐清县胡金春、包秀余贪污案庭审实录》有详尽记录。。一家“红帽子企业”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6万元利润。他们因此被刑事拘留,以贪污罪判刑。名为集体,实为私人合伙。这样挂户经营的企业在温州约有10万。当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显然,温州人的“企业制度创新”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矛盾交到董朝才手里,他的一举一动将决定温州脆弱的新经济组织的前景。好在他态度鲜明: 个人合伙企业不能被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旋即,法院宣告涉案人无罪释放。

    1987年8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决策下,一份中国首创,合法、合情、合理的地方法规《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应运而生。规定指出:

    挂户经营是家庭工业户和购销员,因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和不具备在银行开户立账条件,为开拓其销售业务渠道,挂靠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的户头,以该企业的名义从事多方经营活动的特殊的经营方式……挂靠企业要支持和帮助挂户者疏通、开拓生产经营渠道,推销产品,采购原材料,提供经济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并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或者监督,切实履行经济合同。规定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温州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红帽子”戴得有理有据,经营者由此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就在全国其他地方因为“红帽子”造成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让国家领导人极为关注时,下一年温州民营企业注册户比1987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达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杂乱乐章

    参差多态的经济激浪杂影斑驳。温州模式先抑后扬,温州制造先扬后抑,这依旧是一波三折、褒贬不一的一年。

    1987年11月,中国卖出的第一台移动手机来自NEC,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第一位消费者,号码是吉利的901088。这个需要用一辆丰田农夫车的价格才能换来的“砖头”机,价值为2万元人民币,很长时间里是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象征。时间长了,人们将“砖头”机叫做“大哥大”。

    这实在是贴切的名字,属于躁动的暴发年代,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由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10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人,就用这样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财富的炫耀。所以,无需遮掩,温州矛盾交叠、令人困惑的现象还有很多,多样化经济中并非全是一片瑰色:

    一些私营企业无法再简陋的厂房,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

    一些12至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

    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上黏接板缝所用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

    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为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

    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 《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苍南两户毗邻家庭,各自大门对联高悬,一边:“致富全靠三中全会,幸福不忘一号文件”;横批:“知识万能”。另一边:“钱如东海浩大无边,利如潮头滚滚而来”;横批:“上帝赐福”。

    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金权交易虽查无实据,但“钱能通神”却是不争的事实。乐清一位专业大户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这不奇怪,我们私下互惠互利,天知地知。”

    先富起来的人互相竞争,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后竟然比起谁家祖坟和阴宅壮观。《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百上千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 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合众国际社则报道: 温州四周的山坡上现在布满了白色的马蹄形坟头。这是宗教和封建迷信复活的佐证,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透过非驴非马、纷乱驳杂的经济现象,隐喻的现实似乎在告诉我们: 先进与落后共生,富裕与贫穷同存,文明与愚昧结伴;不同信仰交织,多种需求重叠。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成为一切现实的始作俑者。而这,就是温州现状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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