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座城市的原罪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德文吴比 本章:第二章 一座城市的原罪

    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澎湃的八十年代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生机勃勃: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韵味悠远。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显得极为困难。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媒体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有”,还是“没有”。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

    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相当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 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 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草莽峥嵘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和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于是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由于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进行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漂泊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业务员的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 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最大的收获是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之间,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心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5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建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会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出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才死里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如鱼得水。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1980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谓之温州当年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技术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其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是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在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他们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俩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洗涤,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定调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无一不在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20世纪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 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刘桂仙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出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1万多户。1980年6月底,光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 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即使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一样有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兴隆。

    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和邓丽君的《甜蜜蜜》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起始点。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定论奠定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但不敢挑破说。

    年初一次会议,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了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1980年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温州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进。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给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注视。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赢得世人注目。”

    金融“擦边球”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齐心协力推动下,一步步成就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的……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和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 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之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随时可能丢掉头顶“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当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营企业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3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违规之举”,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以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 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只得“阳奉阴违”: 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加速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 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作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许多信用社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拨客人。”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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