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冒险的，她还是这样写了。

    早在动笔写下《平等》之前，她便知道，关于这篇文章的舆论，必定是只能有一方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威视大获全胜的。

    《平等》发表之后，显然是它的负、面、评论要占了上风。甚至，这股谩骂的风潮还渐渐的牵涉到了锦颐本人的身上。其中，尤其以一些“老牌”文人们的反应最为强烈。

    他们说，会写出《平等》这样文章的作者，本身便是带有反社会人格的。

    他们将锦颐臆想成为一个思想黑暗的人，撰写成一篇篇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他们竭尽全力的抹黑锦颐，只因锦颐在《平等》里提了一句——

    “文人，是最清高，也是最懂得见风使舵的存在”。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讲究资历的。在那些“老牌”文人的眼里，文坛也该是。

    假使今日写出这样一篇嘲讽意味极浓的文章的人是卢瑟，那么他们必定是会“谦虚”应承的。但今时今日，在文人这个圈子里，锦颐无疑还只是个初入文坛的新人作者。

    人。平常人。大都喜好倚老卖老，大都喜好摆弄自己的权威，大都不能接受被入门级别的“菜鸟”戳着脊梁教训。所以，由他们看来，锦颐便是那个“以下犯上”的人了。

    他们并不承认那篇《平等》里的言论是正确的，是以他们根本便也不以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锦颐一个“教训”瞧瞧。他们想要锦颐公开登报，承认自己的《平等》是错误的。

    然而，在他们联手起来，对锦颐施以莫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锦颐的存在，是与其他初入文坛的新人作者不同的——

    她的哥哥本身便是当今文坛的一大中流砥柱。她的哥哥，当年本身便是以一种极其强横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成为文坛名家的。

    当谢锦言从《申报》上看见锦颐的文章的时候，他并不是不吃惊的。毕竟，合乐里一事已经花费了大家太多的心思了。好不容易事情有了一个了结，他以为她会好好休息一下的。

    但让他更为吃惊的，实际上还是那篇文章里本身的内容。

    那篇文章中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无非便是两点，一是“人生而不平等”，二是“华人生来太多懦夫”。明知不平等，却不愿为之奋斗的便是懦夫。在锦颐的文章里，几乎所有人都能称得上“懦夫”二字了。

    她的观点十分清晰，让人一目了然，却着实是有些清晰得灼烧人的内心了。

    谢锦言已经看完了那篇文章，却仍旧是将报纸握在掌间，迟迟未曾松开——

    即便是锦颐最为活泼任性的时候，他都从没想过，他的妹妹竟有一天，会以这样强横的态度、会以这样辛辣刻薄的文字，写出这样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文章。

    他自己本身便是一个惯于撰写批判性文章的文人，他知道要使天下人接受这样的文章是有多难的。便连他自己，他能成功的这样快，都还是取了巧的。他从不曾用凶猛得如同武器一般的文字去撰写文字，他惯来是写出事实，让民众们自己去衡量对错的。

    他的方式，向来是极其温和的。如同卢瑟那般言辞激烈的大家，都是花费了十年八年的时光，才能使之站到了如今的位置上的。

    突然有那样一瞬间，谢锦言有些庆幸自己在文坛中也算是个颇有地位的人了。至少这样，他便能给予锦颐更多的帮助。而这种庆幸，在他看见对于锦颐的恶评层出不穷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顶峰。

    放下最新一期的报纸以后，谢锦言几乎没有半刻的耽误，立马便打电话一一邀约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友们举办了茶话会。

    他的想法很简单，文人间的战斗，只能以文字来解决。

    *

    11月23日，《平等》刊发的第三天，对于《平等》的评论，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些看法，只消一眼望去，不用多说，便足以让人明了，那都是支持锦颐，承认《平等》的。

    如果说，那些为锦颐发声的文章仅仅是出自无名之士的手笔，那便必然是无法扭转时局、改变舆论的。但偏偏，写出那些文章的人，俱是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名望的文人大家，叫人无法忽略不计，也叫人无法刻意避而不谈。

    ——“我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竟也开始以资历论高下，而不是以文笔较长短了。‘文人，是最清高，也是最懂得见风使舵的存在’，你们在用你们的行为，来对谢锦颐先生的《平等》，予以最好的佐证。”

    ——“我不知道你们的谴责、你们的谩骂，究竟是想要表达些什么。谢锦颐先生的《平等》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和洋人们的地位平等了吗？我们能同洋人们站在同等的地方畅谈人生了吗？我不清楚你们究竟在回避些什么，也不清楚你们究竟还要回避多久，但至少我是敢承认的——锦颐先生说得没错，我们都是懦夫！”

    ——“我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象里。在这个假象里，我们一边幻想着华夏仍旧是世界强国，一边对洋人们俯首称臣。我们用最后的假象来遮掩我们的懦弱，用最后的假象来成全我们可悲的自尊。我们对这样一个假象赖以生存，所以当谢锦颐先生将这个假象打破以后，我们便理所当然的指责她残忍。没错，我们是懦弱的。”

    ……

    生活在上海的如许多一流文人们，在谢锦言的领导下同时站出来为锦颐发声，其效果不得不说是惊人的。他们的底蕴是深厚的，在他们的身后，总有着很多对他们极为推崇的读者。当他们开始愿意为锦颐发声的，那便是他们身后的读者愿意深思的开始。

    于是，在那些愿意回首反省的读者们深思过后，支持着锦颐和《平等》的人便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些对锦颐和《平等》或怒或骂的言辞仍旧占据着上风，但两者之间也隐隐有了一种分庭抗礼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是在四天之后陡然结束的——

    华夏诸多的一流文人们虽然有许多都生活在上海，但是要说这些文人们为了某一件事而一齐发声，却绝对是个稀罕事儿。所以渐渐地，关于“谢锦颐先生和《平等》这篇文章究竟是对是错”的问题，便也慢慢进入了国内其他各省人民的视线里。

    或许也是因为这篇《平等》的批判意味太过浓烈，当住在北京的人们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过后，便有卢瑟的学生特意拿了印着《平等》的报纸，去请卢瑟赏评。

    谁知卢瑟看了之后，连向来严肃刻板的面容都轻松了许多，对着那份印着《平等》的报纸连连点了几下头，心情颇佳的对着自己的学生赞了一句，“近年来的批判性文章里，我看的也不算少，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