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所发生的事情，十分默契。
“我吃饱了。”
直到锦颐草草的填饱肚子，将手中的碗筷轻轻放下，这才打破了两人间那种难言的寂静。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谢锦言并没有回她什么。幸好她也并不强求——
今天的事是个巨大的冲击，对谁都是。
她转过身，缓缓地上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顺手将房门关上。与以往不同，她并没有首先躺在床上，反倒踏着有些沉重的步伐，沉沉地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之上。
身前的红木书桌之上，稍稍有些凌乱。被随手丢在一旁的钢笔，两三本被随意叠在一起的游记......
那是她经常在书桌前看书时所留下的痕迹。
但此时，坐在这熟悉无比的位置上，她的心情却较之以往相差太多太多......
拉开红木书桌下的抽屉，锦颐随手从那一沓白纸中抽出四五张，便轻轻摆放在了身前木桌的空处上。她又拿起那被随手丢在一旁的钢笔，打开笔盖，将它用墨水汲满后，便将笔尖落在了白纸上——
“在绥城的小镇上，有那样一个财主，我们姑且称他为李财主。
李财主有许多地，也有许多的钱。他不大在乎他手下的劳工是死是活，他只在乎他们能为他赚上多少钱，他能从他们的身上压榨出多少钱。他们如果是活着的，他便希望他们拼了命的去为他赚钱。他们如果不幸死了，或者他还有刻薄的吐一口口水，骂一句‘晦气’。
绥城很大，李财主是绥城最有钱的人，曾经他也一度以为他是天下最有钱、最会做生意的人。直到有一个外地的商人来到了绥城——”
锦颐写写又停停，最终如此写道。
救亡图存。要做到这四个字，哪是简简单单的说上一句“扬我华夏”便可做到的？
这个国家，从来便不缺乏懂喊口号的人。
她既然想到了要去改变些什么，那便必然是要抱着一股贯彻到底的决心。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她总是需要尽力去做些什么的。
说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她将别人看成是愚昧，熟知她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个傻子。一个人若与整个社会相差太多，最后的结果不是被同化，便是变成一个疯子。她只是选择让自己真正融合于整个年代罢了。
尤其，国难当头，没有一个人是能真正做到独善其身的——
“‘不，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弄错了？你再给我回去看看，你一定是弄错了！’李财主时而低声呢喃，时而摇头晃脑，始终不肯相信那新来的杨商人竟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便轻而易举的将他名下的米行生意尽数抢走。
甚至，他还以为这是米行的掌柜记错了账。于是他便像一个惯于使用骗术的人，喜滋滋的把自己给骗了，还兴奋于自己为自己所找到的那个拙劣的借口。”
锦颐手中的笔始终不曾停下，笔尖与纸张的摩擦间，不断发出“沙沙”的暗响。
曾经，她轻嘲如谢锦言那般的文人，哂笑他们对时政格局的探讨是一种对改变的渴望的自我满足，是一种徒劳的妄想。但现在，她想要学习他们。
这个时代，是属于文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文字惯于被浏览、语句惯于被倾听的年代。哪怕是半字不识的人底层劳动者，他们也会从别人的嘴中听到最新的新闻。
这个年代没有那样多高雅的人，那些所谓的文人风采，所谓的名流雅致，不过是整个社会百分之一的存在。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其实还是那些仍旧在生活困窘的边缘死死挣扎着的劳苦人民。
而她的文章，其实是写给他们的。
他们听不大懂高雅的语言，看不明白华丽的篇章。他们即便是听别人念报纸来打发时间，也更喜欢流于口水的语言文字。他们麻木，他们冷漠，因为他们受够了黑暗的倾轧，他们不能从那些文人的文字里得到丝毫的慰藉，他们，绝不是不想反抗的愚民。
没有人喜欢长久的低垂着自己的头颅，没有人喜欢用屈辱和凌虐去压弯自己的背脊。
锦颐如此坚信着。
她要将那些情感、道理、呼吁、呐喊，统统揉碎以后，再重新捏造成一个个崭新的故事融合进去。
她的文章，是写给天下所有人的，与识字与否无关——
“‘哎，你听说没？那个新来的杨商人对自己手下的人可真好！’
‘嘿，好什么好，他也只是对自己带来的手下好罢了。我有一个亲戚去他那里做工，虽然待遇不错，但那些人可都瞧不起我那亲戚了，明里暗里的总是在讽刺我亲戚是一条见着钱就扒上去的狗！’
李财主的店铺里，两个同是打扫的小厮，一阵窃窃私语过后，忽然便都沉默了下来。
李财主在门后偷偷地听了以后，便也偷偷地走开了。
原先，他以为那杨商人不过是偶然间才能抢走他的米行生意，可等那商人又将他的布庄生意统统抢走之后，他才真正明白，他是真正的技不如人。
‘你们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生意一天天被杨商人抢走，李财主整天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便将手底下的几个大掌柜和家里的老管家给唤了来，势要论出个出路。
‘我看......要不我们也学学那商人的法子......改变一下店里的经营方式算了......’布庄的掌柜神色有些犹豫，一边打量着李财主的神色，一边迟疑道。
但他刚说完，另一珠宝铺的掌柜便立马摇头否决道：‘不行，他们那经营方式才出现多久？怎么会赶得上我们这用了许久的经营方式？’
几人的意见相左，李财主自己一时间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决定。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要不便都试试好了。’沉了口气，李财主最终开口道。”
其实，所谓的李财主便好比华夏，所谓的杨商人，便好比那些侵华的洋人了。曾经的李财主有多骄傲自大，此刻便有多为难难堪。
华夏之于那些洋人是什么？究竟是那些仍旧活在想象中的华夏人所想的合作友人，还是他们眼中的一场笑话？他们所谓的礼遇究竟只是出于他们的教养，还是他们真的以为华夏民族是他们真正值得尊重以待的民族？
她不否定在洋人的管理下，租界的法纪法规更为规整公正，人们在租界的生活更为安稳。毕竟谁也不是个傻子，若非如此的话，怎么还有那样多的文人名流选择住在租界？
但是，租界的公平是相对的。华夏人和洋人的地位，本身便是不对等的。只有那样真正大权在握的华夏人，和那些极具盛名的名流、有才之士，才是洋人真正愿意礼待的人。
那么，那些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