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