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2章 东宫西宫(四)

类别:历史军事 作者:陶人张 本章:第712章 东宫西宫(四)

    第三种传闻是张文祥“为天地会复仇”说。

    传闻说,张文祥曾经是湘军鲍超部下。鲍超是有名的湘军将领,其部号称“霆字营”,为湘军主力,不过军纪败坏,经常公然掠夺地方民众,号称“所过残灭如项羽”。张文祥加入霆字营后,由于作战勇猛,受到鲍超赏识,被提拔为新兵营哨官。当时湘军内部时兴结盟自保,不少人都是哥老会成员,霆字营也有哥老会组织,张文祥加入了哥老会,并成为一个小头目。湘军后期,霆字营受哥老会煽动,在湖北金口闹饷,发生哗变。张文祥趁乱逃到天目山,躲进一座寺庙里。刚好寺庙长老是天地会首领,以出家人的身份做掩护,指挥山下的天地会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张文祥知道真相后,加入了天地会。后来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在宁波、台州大肆“剿匪”,捕杀了不少天地会成员。寺庙长老十分痛心,便委托张文祥杀马新贻为天地会会友报仇。

    这是第一个公然将刺马案与湘军联系起来的传闻,这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一个版本。

    第四种传闻是“洋教”说。

    传闻说,马新贻在上海与小刀会作战时受了伤,在董家渡医院治疗时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两江总督后,与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郎怀仁来往密切,关系极为特殊。安庆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到江宁同马新贻交涉,马新贻对罗淑亚极其友好,一切照法国人的要求办理。事后,马新贻与安徽巡抚英翰联衔发布告示,极力宣扬天主教的善行,劝人维护外教,并勒石竖碑保卫天主教。马新贻又派兵保护在江宁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宁发生反洋教活动,组织者是提督陈国瑞。陈国瑞还得到了江苏布政使梅启照的暗中支持,帮助印刷了大量宣传传教士残杀中国幼童的材料。马新贻知道后十分生气,派兵捉拿陈国瑞。陈国瑞逃离江宁,经扬州到天津,参加了反洋教的活动,并得到了醇亲王奕的支持。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传教士及驻华公使公开以武力威胁,要求惩办陈国瑞,但由于醇亲王的庇护,被军机处敷衍过去。马新贻被刺杀后,传教士反应强烈,镇江城里的传教士还公然为他搞悼念活动。刚好张文祥供词中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说法,又因为如没有内线指引,张文祥根本就无法进入马新贻由校场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枪林立之中,一刀杀了两江总督大人。于是,江宁城中又流传着是醇亲王奕和陈国瑞指使张文祥刺杀了马新贻。而更为离奇的是,陈国瑞后来被发往黑龙江齐齐哈尔当差,于光绪八年离奇死于黑龙江戍所,风传他是被人杀死。

    曾国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个大跟头,与洋人有关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亲王奕是恭亲王奕?亲弟,慈禧太后亲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广结八旗子弟,整顿神机营,隐有制约湘、淮两军的用意,是个绝对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对于这个版本的故事,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种传闻是“督抚不和”说。

    传闻说,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花三千两银子买通张文祥,谋杀了马新贻。

    江苏巡抚为两江总督下属,管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驻在苏州。之前,太湖水师哨勇徐有得、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当晚,徐有得、刘步标二人闲逛妓院,刚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范贵等人。双方因为争夺一名美貌妓女起了冲突,打起架来。刚好苏州亲兵营游击薛荫榜带兵巡夜,将滋事的双方都抓了起来,各打四十军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气,结果又被加打了四十军棍。这件事就此了结。

    不料四天后,徐有得伤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闹大了。江苏巡抚丁日昌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动上奏,自请议处。此时他还不知道当天晚上在妓院参与打架的还有自己的儿子丁蕙蘅(时为候补道员)和侄子丁继祖,后来知道事情经过后,后悔莫及,但也无可奈何。

    朝廷将案件交给了两江总督马新贻处理。马新贻接案后,倒也十分认真地秉公处理,但丁蕙蘅始终不肯来江宁投案,派人前去传唤,丁日昌则推托说儿子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而实际上,许多人亲眼见到丁蕙蘅在巡抚衙门进进出出,毫无顾忌。这期间,丁日昌多次向马新贻请托,希望他高抬贵手。马新贻认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视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国藩亲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从这个时候,“督抚不和”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

    由于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将近一年也无法结案。马新贻十分恼怒,决定强行结案,将丁炳、薛荫榜、丁蕙蘅、丁继祖等人都处以革职,并判出款一万两白银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着父亲是江苏巡抚,坚持不肯归案,马新贻也有办法处理,上奏请交朝廷议处。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后,马新贻遇刺。最可疑的是,马新贻遇刺当天的阅射,按照惯例总督和巡抚都要参加,但江苏巡抚丁日昌却并未到场。他已经在刺马案发生前夕自苏州赶赴天津。

    不过,丁日昌赶赴天津却是奉旨所为。当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国上下痛骂,曾国藩感到难以支撑,便上奏请求另派大臣赴津协同办案。于是清廷选中了有“洋务能员”之称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谕令命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办理教案,因其路远,难以速至,又命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谕令后,没有立即赶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当时,从苏州到达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说,丁日昌是在马新贻遇刺前十天就离开了苏州,并且刚好在刺马案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达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正是在当天,江宁大雨,马新贻阅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宁的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于回府衙的路上的时候,在天津,曾国藩正赶去回访丁日昌,秘密交谈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马新贻因伤势过重而死时,曾国藩正在午睡,还在日记中记录当时的心情是“心不能静”。丁日昌随后赶到直隶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谈,直到深夜。

    刺马案后,丁日昌一直滞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上谕到达。当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残民媚外”,备受中外抨击,回任两江总督能够将他从泥潭中拉出来,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曾国藩与心腹反复商议后,决定以身体多病为理由,固辞两江总督。不料朝廷的态度十分坚决,有病也必须去两江。

    此时,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总督马新贻被刺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还说,“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连京官都这么说,可见“督抚不和”的传言流传很广,绝非一日之功。

    丁日昌在马新贻遇刺前离开十分可疑。王家璧为此再次上奏说:“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日昌赶赴天津是有意要避开嫌疑。

    尽管丁日昌有种种证据,可以证实他确实因公事才离开两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杀马新贻现场的证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语满天飞,丁日昌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尤其是他到达天津后,奴相毕露,更加明目张胆地卖国求荣,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被人称为“丁鬼子”。天津人还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种种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时论的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急忙离开天津,火速赶回苏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针毡,见到曾国藩始终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实在按捺不住,上奏请求朝廷敦促两江总督曾国藩尽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军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国藩的幕府和亲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国藩来江宁主持刺马案,局面会对自己更加有利。不过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国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忧叹的时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广东老家丁母忧。朝廷下谕旨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漕运总督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此时,曾国藩正在回任两江总督的路上。

    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马主谋尚待商榷外,其他均为真事,顺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讨论的说法,看起来较为可信。尤其曾国藩先是推辞两江总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迟迟不到江宁,态度之暧昧,实在令人起疑。由此一来,“督抚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雾。

    又有传闻说,在马新贻被刺前几天,江宁府衙门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还盖着大印,不过印文模糊,看不出来是哪个衙门所发。把门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门房。门上接收后先登记在册,再送进位于内署的签押房——这里是马新贻日常办公的处所。马新贻打开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他醒悟过来后,立即派人赶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来人却已经不知去向。

    日复一日,刺马案的头绪也越来越多,盘根错节,牵涉太广。仅以上五种传闻,就牵扯上了回王、湘军、天地会、洋教士、陈国瑞、醇亲王以及丁日昌。

    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来,五种版本中,“渔色负友”说和“私通回匪”说如果是真的,将有损马新贻声誉,朝廷和马家人都不会满意,因此无须追查;如果是假的,当然更加不必追查。“为天地会复仇”说牵扯到了湘军,他也绝对不会追查。“洋教”说牵扯到洋教士和醇亲王,情节更是复杂,讳莫如深;他曾国藩一生就败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亲王不仅是皇叔,还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当然更加动不得。至于“督抚不和”说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那丁日昌为什么要在刺马前一天赶到天津?他曾国藩不是有极重的同谋嫌疑么?所以,此说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结,只会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还是之前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最为妥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再追查,仍照张之万、魁玉奏报所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上奏。

    关于刺马一案,张之万、魁玉、曾国藩、郑敦谨四位大员反复公开强调说:“毫无确供。”既然没有准确的口供,为什么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给张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对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大加训斥,十分不满,等看到曾国藩几乎相同的奏结后,她终于明白了,刺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这口气必须得咽下去。她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以及稀里糊涂的审案结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式肯定曾国藩、郑敦谨的奏结,以“张文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这份漏洞百出的奏结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离马新贻刺杀的日期--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整整过了半年之后,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小营刑场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马新贻四弟马新祐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紮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在残酷的处刑过程中,张文祥始终未出一言,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却在史籍中被刻意改为“张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盗的身份,有蔑视他的意思。

    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人。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时年十二岁,也受到牵连,被阉割后发往新疆为奴。其女张宝珍、张秀珍因许嫁已定,并不知情,各归本夫。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因疏于防护,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把总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职罪名被斥革。

    刺马案久审不能结案,刺客供词闪烁,主审官员含糊其辞,前后审案官员多达五十余人,每次奏结均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一时流言纷纷,各种传闻迭起,飞短流长,更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当年袁世凯年仅十五岁,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参与会审的嗣父袁保庆(本为袁世凯叔父,袁世凯被过继给他为子)探询。

    本书收有关此案的小说两种。一是平江不肖生的《刺马详情》选自他的名著《江湖奇侠传》。据平江不肖生说,他对本案的详情,是从郑敦谨的女婿口中所得。而郑敦谨的女婿,则在郑敦谨审问张文祥时,在屏风后面偷听到的。其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读来娓娓动听,合情合理。读者不仅可以借以知道刺马案的详情,还可同时知道火烧红莲寺的来龙去脉,真是一举两得。

    另一种是佚名著《张文祥刺马》,所述与平江不肖生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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