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忆事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邓贤 本章:远征忆事

    <span class="center">李安澜(中国驻印军宪兵队士兵)

    秘密报名

    1943年夏,川大校长黄季陆公开在学校大会上号召学生从军,并逐个接见参军学生,称他们是“川大好儿女”。学校主动为参军学生办理休学手续,发放安家费,热烈欢送到市教导团受训后出国。从军抗日是我的理想,我不喜欢搞得轰轰烈烈,于是避开学校,独自悄悄在市内去报名、体检,没到学校办休学手续,也没领那笔“安家费”。私下与一个夏令营认识的市教导团连长约定:出国时才报到,不在国内受训。

    因为自幼因病落下小疾的左脚,多少还让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过得了体检关。体检是在城南君平街市立医院做的,由美国军医把关。轮到我体检时,一米七几。个儿瘦瘦的我,尽量挺起胸膛,稳健迈步,显示着我健康的右腿,不露左脚破绽。那个态度随和并且有些大大咧咧的美国军医检查完我后,友善地在我屁股上一拍,说了声“OK”就结束了体检!第二天报上公布了一页密密麻麻的入伍体检合格者名单,我赫然榜上有名。当学校军训教官按名单来与我联系时,我推说还未最后确定。这样,我就逃避了国内训练。出国前我去报了到,填了当炮兵的志愿。

    公路巡查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印度汀江接兵战。接兵站迎接我们的特殊仪式、异国风情都让我倍感新奇和刺激。来到中国驻印军宪兵队,我被编在四连二排五班。

    我们被派到史迪威公路沿线执勤,主要同美军宪兵并肩在公路上担任检查、巡逻、警戒任务。上岗后才发现我们两个多月紧张严格的步兵训练派不上用场,背着长枪在检查站,英语又未完全过关,坐吉普车巡逻时,车是美国兵自己开、自己修;遇到翻车事故,他们一面电话联系,一面打开急救包对伤员作简单处理;遇到路上有出毛病的车子,他们还能趴在地上协助检修,而我们只有尴尬地闲在一旁。原来他们上岗前的训练没有我们那样多的稍息、立正,而是学开车、修理、救护和用手枪。

    以爱玩爱闹的美军搭档为主导,我们或到路边军人服务社去喝咖啡,或到荣军休养院开设有“华美餐厅”的地方吃份中国菜,或到12医院会会他们熟悉的美国女护士,或者找地方看场电影。有时气温太高,我们干脆把车开到林中河边纳凉冲洗。遇到夜间执勤,车子便开着探照灯高速行驶,看横路而过的各种森林动物惊惶乱窜。遇着美军官带着女护士的吉普车,还故意靠近,打着口哨飞驰而过,乐趣不少。

    什么更重要

    当时我作为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从书本上对西洋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有所知,见过外国老师,还听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演讲,对美国、美国人并不陌生,但到了印度才真正与美国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而且关系还不错。我们见面常相互翘起大拇指,美国兵说“你好!”我们说“哈罗,OK!”彼此之间都非常友好。中国兵爱称那些美国兵为“少爷兵”。

    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美国兵贪生怕死,前方打仗全靠火力,后方与友军发生冲突时,哪怕是对方虚张声势一拉枪栓,他们也会趴在地下保护自己。记得有一次,三连好友卓文刚所在班从密支那调回印度,在鬼门关检查站执勤时,因公路滑坡,在疏导中方辎重汽车团数十辆军车时,美军宪兵连长强行要后到的美军先行,争执不下时,我方一位姓秦的班长干脆喊人来包围了检查站,吓得美国兵嗷嗷直叫着后撤,紧张的局势顿时在我方强硬的行为中化解。执勤时,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当美军和我方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时,美方长官会首先会问“人员是否安全”,而我方长官首先问“车辆有没有损坏”;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看来,似乎车辆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友好相处

    尽管思想意识上有差别,但在我们直接的接触中,对美国兵的印象还是好的,他们性格活泼,很容易相处。在检查站和巡逻途中,彼此间都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一同游乐,相互学习对方语言,甚至常常互换军帽戴,友善地开玩笑等。

    记得那些美国兵最喜欢宣扬他们国内的来信,女朋友甚至姐妹来信、照片等也要公开。一次,英语较好的陈发光对一位美军伙伴妹妹的照片大加赞美,对方竟高兴地把通讯地址抄给他,陈因此与这位远在大洋彼岸未见过面的女孩联系过好长一段时间,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与同作检查、巡逻工作的一位美军中的医学院学生,和一位叫“斧头”(中国兵给取的外号)的也成了好朋友。医学院的学生一般年龄稍长,看起来都是瘦高个、成熟稳重的样子。“斧头”则长得矮胖,性格开朗活泼。我经常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与他们交流,他们也爱跟着我学中国话。我曾应邀到他们的帐篷作客,他们为我煮咖啡,并拿出他们从国内带来的画报和书籍给我看。回国后我们还曾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可惜由于世事变迁,不久便断了,今天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记得了。

    尾声

    1945年夏秋之际,盟军在缅北消灭了日军,印缅战事结束,法西斯德国投降,世界大战形势好转,史迪威公路上的运输也就不大繁忙,我们的管理也随之松懈了。此时,五班调驻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担任警卫,我又回到班上。

    因为这里清闲,有空可去俱乐部活动。总部每天晚上都看电影,露天电影场不大,但环境宽敞、座位整齐,官兵座位分开,中美各占一边。进场时执勤的美国宪兵拿着驱蚊药水给每人倒一点擦在手、脸部位,并叫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避免蚊虫叮咬。同时,对保健卫生工作也很重视,除每天服一粒奎宁丸外,帐篷内外随时都要喷洒DDt,经常还有飞机拖着白雾似的长尾巴在营地上空喷药。往往在一次大消毒之后就有从美国来的劳军慰问演出,明星歌舞、音乐演奏,以及滑稽杂技等,很受欢迎。

    驻在总部,信息比较灵通,这是我回到班上的动机之一。在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军声报》,一知半解地阅读英文报刊,从收音机中也可听到美军中传出来的消息。从7月底,起波茨坦公告、美国投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等,喜讯连日传来。8月8日这天,美军中传出消息说日本投降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大家听后异常兴奋,但仍有人怀疑。10日午夜,我们总部收听到广播,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中、美官兵们即刻狂欢起来,以香槟酒相互庆祝,人人喝得大醉,连检查站上的士兵也醉酒发狂,抱成一团,远处森林深处传来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

    帐篷内一夜谈论不休,班长也不制止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刘定勋、陈发光搭车到20医院向人们传达喜讯,一路上谈笑歌唱,高兴得不得了,遇到军人和本地印度人好象都是老熟人,高举着胜利的V字形手势,“你好!”“OK!”“哈罗!”喊成一片,比喝了酒还兴奋。连部也很快在操场上竖起了红色的V字型纪念碑。

    9月15日凌晨,随着起床号的响起,我们离开住了300天的印度大地,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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