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远征之旅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邓贤 本章:我的远征之旅

    <span class="center">唐振文(中国驻印军通讯团士兵)

    1927年4月我出生在毕节。毕节地属贵阳,是川滇黔三省交汇处,黔西北的大门,这本是一座僻静、古朴的小城。但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打破了这偏远小城的宁静。涌向大西南的仁人志士、四面八方流亡来毕节的难民,用字字血泪控诉着日寇的罪行,而一首首充满力量的抗日歌曲,更唱得我们这些少年娃娃心潮澎湃。从《热血歌》、《黄水谣》到《保卫大西南》、《八百壮士》……首首我都唱得热泪盈眶,也正是在这歌声的感召里,我这个15岁的少年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1942年,我从毕节一小毕业。暑期,恰逢军政部通讯兵三团军士训练大队来毕节招收无线电报务员,我就报名了。而这次招收,也开了毕节招学生当兵的先河。我们先到贵阳受训,毕节离贵阳两百多公里,全靠步行,在那里集训了三个月后,就开赴了昆明。到了昆明,我们与来自四川隆昌的通六团合编,以通六团军官为基干,整编为独立通三营。随后,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空运印度,编入中国驻印军。

    从印度汀江下飞机,先坐火车,后换乘轮船,再上火车,历时几天于1942年的11月到达了位于印度腹地的兰姆伽军事训练基地。

    抗战时期的兵源是以壮丁为主,大多数都是文盲,而我们通讯三营全是学生兵合编而成。学生当兵在当时是新鲜事,所以,我们在军中也颇受欢迎。毕竟,有知识有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当时,我们的一个排长,成都军校17期毕业生,就把一个英国人在香港陷落后写的歌《再会吧,香港》改名为《再会吧,祖国》,重新填词在军营中教唱。

    歌词这样写道:“再会吧,祖国/您已是民主国的营房/反侵略的战场/看吧,/侵略者的烽火已经烧遍了太平洋/别留恋/图一时的安康/疏忽了对敌人的提防/地莫分东西南/色莫分棕黄白/人人扛起枪/朝着共同的敌人击发/用我们的手创造民主的中国/用我们的手创造自由的中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

    这歌在异国的军营里像是插上了翅膀,迅速地流行起来。那里面传递出一种誓死捍卫国家的忠贞,正表达出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心愿。虽然时间过去了60多年,但这歌词我还记忆犹新。

    在兰姆伽基地整训是极其辛苦的。那里天气炎热,地面温度起码50-60度,我们就地卧式听讲,头上带着钢盔,有时里面还钻进一只臭虫吸血,几分钟下来这害虫就成了一粒充满人血的怪物,不会爬了。在那里,我们穿厚厚的毛袜隔潮,可雨季那种附在植物叶子上的蚂蟥照样能隔着毛袜吸出血来。这种蚂蟥能伸长它的身体数倍,左右摇摆着找人,一靠近衣裤就立马吸附在人的身上,简直太精了!蚊子更是成群结队,个子大,嘴巴长,卡其布都能叮透了来吸血。站岗的时候必须先搽防蚊油,头上戴防蚊罩才能上岗。而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帐不留帐门,毯子更是得把帐脚压好,要不那还了得。虽然条件恶劣,但每当唱起《再会吧,祖国》,我们也觉得值。

    我在兰姆伽,开始在通讯连学发报,后来调去喂骡马、当马夫、当炮兵,再后来到了野战医院干医务工作。我们第一野战医院在雷多地区驻扎了约两年的时间,先后搬迁过三个营地,第一个离雷多镇约几公里。当时,所有的中美部队都在史迪威公路沿线,于是盟军营地都以公路的里程为准来命名,如我们医院的的第二个营地就叫23码。

    在第一个营地里,医院自办了“看护训练班”,我参与了培训,负责管三个帐篷。帐篷里住的都是抗击日寇而受伤的病员,照顾他们是我应尽的职责,为他们端屎端尿,也没有什么怨言,但对危重伤员的抢救,却是我心有余悸的。毕竟,那个时候我才16岁,很怕死人。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给临死的病人做人工呼吸,脸对脸、口对口的,确实很害怕,加上病人口中的气味实在是怪异难闻,心里是不情愿的;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他们为国家能舍命杀敌,我为他们苦点脏点又算什么呢?

    1943年秋,在雷多第一营的时候,医院派出了一个三人管理组到美军医院去管理中国的伤病员,我被选中到那里负责粮食给养仓库。为了让伤员更好地养伤,我提议收集美、英、日、印的画报及总部的报纸搞阅览室。印度本来竹子就多,刀锯是现成的,我的篾匠活倒也很上手,桌子、凳子、病床都能做,帐篷一搭,阅览室也就成了,这让大家都很开心。

    在医院大门外的公路上,又是另一番忙碌的情景。输油管正在铺设,美军黑人工兵加紧施工,昼夜不停。路两侧都摆上了50加仑去盖的油桶,点燃柴油照明,火焰有一丈多高,一路通明,红红火火的。而在我们医院对面的公路右侧,美国工兵正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双翼通讯机的临时机场,这种飞机小巧、轻便,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而在他的座位下方可以推入一副担架,用来运送伤员,这样重伤员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治疗了。

    每次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很凝重的感觉。

    在医院里,我还听了很多故事。看护班有个叫段德明的中士,是四川人,他有身绿色的卡其布军装(我们在那里的军装是米黄色的英式军装)那是第五军的军服,他是爬野人山过来的远征军。他向我描述过当时他们自己炸断惠通桥,没了退路后,像无娘孩子一样凄惨的情形:后有日军的追赶,头上有日机的轰炸,日本特务还佯装成和尚向不知真相的土著造谣说:“中国军队是来缅甸帮助英国佬统治、奴役你们的。”以致这些土著人也要用腰刀飞杀溃逃的中国兵。段中士说:“只要听到‘哎呀’的呻吟声,就是一个人中了飞刀,那真是不死即伤啊!”虽然这段经历他曾多次讲述,但我们每次聆听时,都鸦雀无声,面色沉重。因为那毕竟都是中国军人啊!

    后来,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医院奉命越过汀江,向机场靠拢,转移到缅北的第三营地,接收刚下飞机的伤员。我的工作就是在登记室负责分配病房物资和保管伤病员的衣物。

    同时一个新式仪器也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美军给我们送来的一台用于消毒的压力蒸汽机。

    这家伙有四个轮子,用吉普车可以牵引,前部是一个大汽油炉,盛水罐烧的蒸汽引入蒸汽压力箱内,箱壁有七八厘米厚,中空(其中有隔热材料),开机后外面不会感到热。后面开启门上是轮船舵轮形的摇柄,看上去很结实牢固。箱内热压有仪表,水箱容量有玻璃管可见。整个机器比吉普车高,漆着橄榄绿的油漆,2米50,每次能消毒很多敷料、器械。

    和它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美军中士。院长当时指定我来学习使用这个家伙,而美军来送赠机的少校军官答应中士留下教我三天。

    这下两个彼此语言不通的人,开始了教学。因为语言不通,完全靠操作示范,我有勤记笔记的习惯,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几次示范操作后,我按顺序先后来了一回,边看我的笔记,边自己动手操作。他竟然真的袖手旁观了,后来就翘大拇指说“OK!OK”,看样子很满意。下午三点,他就走了。我送他到大门口,我们会的中英文全用上了,他的“顶好”,我的“OK”。最后他表示第二天早上再来,我们挥手告别。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油也加了,水也装了,还特地准备了三四米长的竹竿,头上绑了纱布蘸了汽油,等着点火,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九点多了,我去请院长打电话催问。院长对我说:“人家说你会了,就不来教了。”我说:“我们昨天还说好的啊!”院长再次认定说:“中士说了,你们小唐细心,还写了笔记,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就相信自己,自己来吧,小唐。”

    没法,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围着大炉子转了两圈,看看竹竿火炬头,我还庆幸自己的准备工作没有白做,于是给汽油打气,只是开关开大了点,喷出了些多余的油点!用抹布擦了后,才把长竿火炬头燃着伸进火门,到底是余油多了,明火距火门还有60厘米远,就一声轰响!火焰外窜,机子都动了一下,约5秒钟后火焰缩回了炉膛,归于正常操作了。第一次开机总算成功,我和院长都松了口气。

    从此,我在登记保管伤病员衣物外,又担任了消毒敷料、器具的工作。

    1944年,为救独山之危,阻止日军继续侵略西南大后方,我们医院随军回国。我们是坐汽六团的GMC,行进了10多天才到昆明的。到了昆明,日军已从独山撤退。为了适应战役发展,我们医院扩编为兵站医院,从印度回国的军士们都普遍升级,我也从下士升为了上士司药。

    而我的远征之旅也就此结束了!

    从一个15岁的孩子到成为一名上士,军队实现了我成长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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