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参军第一人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邓贤 本章:重庆参军第一人

    <span class="center">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 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到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同样都是学生参军,他们的军饷是每月100多美元,花不完的就寄回家。而我一个月却只有24个卢比(折合6美元),有时还得靠家里接济。但他们讲起买东西,却是苦着一张脸。美国的大兵几乎个个都是酒鬼,有时为了一瓶白兰地,要他们拿枪来换都成!部队里为了控制他们的饮酒量,每人发给一个小本子,规定一个月只能够有多少“购物点”。某些特定的东西,像酒,就要凭点来买。买了东西,就从本子上将点扣除。一个月如若只有100点,一瓶白兰地就要花去四五十个点。因此当时的美国士兵几乎都要从另外的渠道弄酒喝,有从当地印度人手里买的;也有从中国兵手里买的(中国兵买酒不凭点)。若是没有酒,他们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开心。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我在军旅途中不小心将其丢失,实在可惜!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有时正走着,就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到:“o market!”(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OK! Get up !”(正好!上车!)大伙儿便会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安排的是一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也交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打算以后当一名科学家。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River》、《Old Folks at 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地大吼一声:“S Up!” (闭嘴!)而且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那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档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1米72,而他却有1米90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了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得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Getaway!”(快走!)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招手:“Bye bye!”一场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还有一次,汽车在山峡抛锚了,呆了三天,还不见援兵的影子。我与助手两人,想来想去,忽然记起离这里不到100公里有一个美国人的汽车修理厂。于是我搭车前往求援。到了门口才想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劲儿。自我介绍时说得结结巴巴,翻译官又不在,急得我满头大汗。当那位少校厂长问我车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我完全讲不清楚。只好把他拉到相同的汽车旁边,指着后轮轴中间的齿轮包说:“Some gear broke inside”(一些齿轮断在里面……),少校想了一下才说到:“OK! You may come omorrow morning!”(好! 你明天早上再来这里一次!)等第二天我到达修车厂时,美国人早已等在那里了。大车子拖进厂,没过多久就修好了。此事使我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办事效率高,简单、认真、平易近人,没有繁琐复杂的手续和官架子。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945年,胜利之后,我们在距离雷多小镇约40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是住在大森林的边沿,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宽10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往对岸看,参天大树密密排开,树间长满了三四米高的巨草,城墙似的密不透风!仔细看,可以发现密草丛中有一个大洞。当地人告诉说,那是象道,是大象为了便于饮水用身子拱出来的。这条通道也就成了野兽们喝水的专道,时常有各种动物到河边饮水,再原路返回。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有个战友小福建(福建人),中等身材,很壮实,十分贪玩。仗着自己的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见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木棒被那些纤细的水草缠上,越缠越多,死死缠在水下。像这样,不管人还是东西,根本不可能浮起来!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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